“性萧条”、“恋爱降级”、“低欲望社会”，
这些词成了当下谈论亲密关系时的高频雷区。
潜台词往往不言自明——
年轻一代正对两性联结逐渐祛魅。
但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吴存存教授看来，
这种普遍焦虑或许只是误读。
她坚信，
人的本能欲求从未消退，
仅仅是流向的河道发生了改变。
吴存存现于香港大学任教
在主流叙事唱反调的学术路径上，
吴存存的起步便已定型。
上世纪末，当禁欲主义仍是社会潜规则时，
她便着手梳理中国文史中的性爱脉络，
试图借由历史镜像，
擦去笼罩在“性”字上的层层迷雾。
吴存在南丫岛的家中
爱比性更高级？
传统中国社会果真如刻板印象般保守？
性的解放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五月，笔者赴南丫岛探访吴存存。
她选择离岛独居，主动与喧嚣保持距离，
目光却始终锁定人性中最隐秘、也最本真的角落。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那些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认知，
都值得重新审视。
编辑：李艾月
责编：陈子文
五月的南丫岛，季风吹来咸湿的气息，
给皮肤覆上一层黏腻的薄浆。
从中环乘渡轮，颠簸半小时，
便能抵达这座香港离岛。
船只交错划出白色浪花，
城市场的嘈杂渐渐被甩在身后。
踏上岛屿，路上行人稀疏，
若深入山林，拐过弯便是无尽的树影。
吴存存喜欢在游客罕至的山中小径中散步
坐在南丫岛岸边的礁石处，发呆、或者思考
吴存存对这些山间小径了如指掌。
她偏爱寻一处尽头处的礁石坐下，
并非为了刻意冥想或放空。
夕阳西下时，对岸高楼的反光虽刺眼，
她的身影却如粼粼海面般澄静。
她与人群保持着习惯性的疏离，
但数十年来，研究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最底层的连结——性。
1979年冬，吴存存与父亲的合影
1962年，吴存存出生于温州。
岁月流转，她依旧留着利落的短发。
大学四年在杭州度过，她自嘲是个“假小子”，
身边鲜少有人对她甜言蜜语。
对于婚恋大事，父母从未施加压力。
成长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
双亲笃信女性应拥有独立事业，
甚至劝阻她过早涉入恋情。
父亲更是严格限制她的穿着打扮，
禁止她涂脂抹粉。
这种家教赋予了吴存存强烈的主体意识，
却也无意中遮蔽了她对情欲的理解。
在成长过程中，她曾一度认为性是“肮脏”的。
1980年代，吴存存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期间
1980年代中期，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期间，
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译本出版。
阅读这一契机，撬开了长期被禁忌的话题，
让她深受震撼——原来性并非不可言说的私密经验。
此后，她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明清文学中的性爱议题。
1993年，31岁的吴存存在南开大学开设选修课“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与文学”，
这是国内高校中最早以中国古代性爱史为主题的课程之一。
四年后，同名专著《明清社会性爱风气》问世。
她自认是禁欲时代的幸运儿，
在中国性史的研究道路上，并未遭遇想象中的艰难险阻。
尽管如此，《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的出版过程依然曲折，
直至2000年才得以面世。
2025年，《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再版，
更名为《情为何物：明清两代的性别、情感与社会风气研究》
2010年，结束在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业与任教经历，
她加入香港大学师资团队。
2025年，伴随着《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一书的再版，
她也迎来了又一代对性懵懂却愈发坦率的年轻人。
“性爱是一种风气”，吴存存在《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开篇写道。
一旦风气形成，“个人的意志和趣味往往会为时代潮流所裹挟。”
而她的目光始终穿透表层的流行风潮，
直抵人性幽微之处。
以下是吴存存的自述：
《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性观念和性行为”方面唯一在运营的延续性调查
中国真处于一个“低欲望社会”？对此我持保留态度。
该调查（《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显示的性行为减少，
仅指代两人之间的固定性行为。
但性行为的形态远不止于此。
许多人通过其他途径满足需求，
未必需要固定的伴侣。
2024年电影《好东西》，胡医生与小叶发生性关系时，也和其他女性保持联系
年轻人的性欲并未消失，
只是表达方式更加多元。
社会环境的开放，让欲望获得满足的渠道更为丰富。
在中国，性仍常被绑定在婚姻等固定关系中。
以我自己为例，婚前完全没有性行为，
这在同龄人中相当普遍。
那时我们视性为可怕的事物。
对比过去，如今年轻人在性爱态度上无疑更加开放。
吴存存乐见学生们的变化
我在港大执教的前两届学生中，
不少女孩坦言：“老师，您的课改变了我的观念。”
她们感到自身有性欲望，但社会难以接受女性对此的表达。
现在的学生则截然不同，我认为他们一年比一年开放。
去年我的课堂有近150名学生，
多为从大陆本科毕业后赴港读研的女生。
她们表示：“这无所谓，原本就应该更勇敢些。”
这让我倍感欣慰。
年轻一代对待性的坦率程度，
是八九十年代无法想象的。
2024年剧集《今夜一起为爱鼓掌》，被现实问题困扰的夫妻
在我们那个年代，对婚姻的考量反而简单，
觉得合拍、合适便可结合。
如今进入婚姻的门槛显著升高——
彩礼、房产、车辆……各项压力令人窒息。
当代年轻人不再那么“单纯”，
顾虑重重。例如依赖父母购房，
意味着父母在配偶选择上拥有话语权。
用年轻人不敢轻易进入稳定关系
来断定“低欲望社会”的到来，
我认为这一推论并不准确。
清代画册《燕寝怡情》
回顾近30年，中国社会日益进步，性观念日趋开放。
若将时间线回溯至明代后期，
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早期现代状态，
人们在性爱问题上直面且坦诚。
文学艺术作品中，关于性的描绘层出不穷——
情色图画、小说以及春药配方，
宛如当下的西方成人杂志。
受众不仅限于达官贵人，
普通百姓亦能消费。
我研究的大量俗曲显示，
女性在性方面拥有较大自由度。
底层女性需挑水、洗菜、购物，
拥有大量与异性接触的机会。
婚外性关系或非婚性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
明代《耕织图》
古代文学中，唐传奇、宋话本、明清通俗小说里，
非正式恋爱关系的描写比比皆是。
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度，
并未要求拥有性关系就必须完全控制对方。
例如《欢喜冤家》，描绘晚明世俗生活。
花二娘在与丈夫之外的男性交往时，
也会顾及对方的家庭感受。
解放后，经过层层筛选的选本，
给我们留下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印象。
但这并非真实的社会全貌。
所谓的礼教规矩，
在社会的最顶端和最底层并未严格执行，
仅有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在恪守。
明代小说《欢喜冤家》
通常观点认为，中国的开放源于西方影响。
部分层面确是如此，
但在对待性爱的态度上，并非全然如此。
基督教文化传入后，
我们接受了一种观念：爱是纯洁美好的，性则是肮脏的。
这种二元对立显得颇为荒谬。
在传统语境中，爱往往是性的前奏。
许多人感叹：“中国古代何其荒唐。《红楼梦》写爱，宝黛之情美好崇高；《金瓶梅》写欲，满是淫乱。”
87版剧集《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
中国传统视角并非如此割裂。
宝黛式的爱，因过度纠结于仕途经济、家族兴衰而被遗忘，
实则是对寻欢作乐的深度沉溺。
这种狂迷状态，才是最危险的。
《红楼梦》遭禁，并非因为保守，
而是因其触及了深层的欲望本质。
不必将某种所谓的“爱”神圣化。
那是欲望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表现，
此时人会抛弃一切，甚至包括“欲”本身。
“生理性喜欢才是真爱”，我深以为然。
情与欲，在我眼中不可分割。
8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上硕士的时候，开始研究性。
当时，女硕士生、女博士生未婚，
旁人常议论：“女人太厉害怎么行？”
那时人们将性分等级，认为男人应娶地位较低的女性。
后来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对我而言是一次巨大冲击。
在国外，这种等级观念并不存在。
女学者众多，高学历女性往往因聪明灵活而受欢迎。
巴黎访学期间，吴存存与她指导过的两位博士生合影
从深层结构看，两性关系折射的是社会结构。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体系中，
男性若发现妻子工资、学历或成就高于自己，
便会感到失控。
许多女性虽抱怨现状，
内心却仍潜意识认为男人应强于自己。
过去有个标签叫“女强人”。
采访事业成功的女性时，
我发现她们往往惊慌失措，
反复强调：“我不是女强人。”
但现在，我的学生们告诉我，
自信、独立的女性极具吸引力。
吴存存的书柜上，摆着一件学生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剪纸
理想的亲密关系应当平等。
双方均应具备独立性，
各自拥有独立的事业与生活。
尽管社会状况正在改善，
但我们仍身处男尊女卑的惯性中，
且变革尚不充分。
人们依然认为，
男人买单、准备高额彩礼、赠送昂贵节日礼品，
才算是爱的体现。
若不破除这些陈旧观念，
平等的关系难以实现。
平等意味着获得独立的同时，
必然要放弃部分过去的依赖。
这不仅需要男性改变，
女性同样需要转变。
所谓性的解放，核心在于女性的解放。
只有当女性摆脱观念束缚，
男女平等才具备想象的基础。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我在那里生活十余年，
后迁居香港，起初有些许不适。
在港岛居住一年后，我搬到了南丫岛。
目前我仍全职工作，
生活轨迹主要在家庭和办公室之间，
简单而规律。
除上课、开会外，
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电脑进行研究。
我热爱园艺，现在拥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今年有一只红耳鹎，
在我的花盆里筑了一个精美的巢，
产下四枚蛋，孵化出三只小鸟，
最终仅存活一只。
看着它振翅飞离，
我感到十分有趣。
红耳鹎在花盆里孵出小鸟
每日黄昏时分，我会漫步于游客稀少的小路，
历时一至两个小时。
沿途拍摄大量照片，
识别了许多花卉草木，
也偶遇各种鸟类、蛇类和昆虫。
这些景象在城市中几乎不可想象。
我生性略带社恐，偏好远离人群。
常言道，人群中越显孤独。
我认为，亲密关系未必要求物理距离极近。
亲密关系固然甜蜜。
我相信人人都向往它，
但它可遇不可求。
许多人在未遇到伴侣时宣称“没有欲望”、“不想恋爱”，
对此我总持怀疑态度。
《晏子春秋》中有云：“拒欲不道，恶爱不祥。”
拒绝欲望不合乎人性，
厌恶他人表达爱意则是不祥之兆。
我推崇这种人生态度。
我认为，人应对欲望抱以温暖的态度，
接纳它，并尊重他人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