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权力重构。
湖南省发改委近日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旨在通过依法依规向县级下放权力、配置资源，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从而提升县级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决策能力。
向县放权并非湖南独有。此前，四川公布了首批29个扩权赋能试点县（市）的省级支持事项清单，将266项支持内容“打包”下沉至县一级，覆盖地方债务化解、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开发区提能及国企融资增信等多个领域。
回溯过往，广东已明确在“十五五”期间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及县镇管理体制改革；河南在2022年赋予县（市）第二批8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年，湖北亦向79个县（市、区）下放了126项省市两级权限。
多省不约而同地选择向县放权，这一趋势释放了何种信号？
三里河观察到，本轮改革与此前多轮的最大差异在于：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权力让渡，而是强调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
县级政府处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服务的最前沿，但部分地区长期面临审批权限向上集中的困境，导致权责倒挂、事权不对等。这不仅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更造成县域发展动能失衡。
湖南方案确立了精准赋能、宜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五大原则。对于经济大县，依法赋予其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对法律法规未禁止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实行应放尽放。
四川的做法同样体现了精准赋能的逻辑。266项支持事项并非“一刀切”，而是依据各县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量身定制。例如，文旅资源丰富的县，重点支持打造特色文旅融合新场景；农业大县，则侧重创新机制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从“给什么要什么”转变为“要什么给什么”，放权逻辑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雨露均沾，而是精准施策。经济强县获得更多自主权后如虎添翼；而基础薄弱的县域，若权限和资源受限，可能在竞争中进一步掉队。
为何此时发力？
县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截至2024年底，中国县域经济总量已达5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近40%，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上升。国家已明确五类县城城镇化发展方向，要求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此轮多地向县放权，正是从制度层面为县域发展拆墙松绑。
值得注意的是，放权并非一放了之。湖南对专业技术性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了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广东要求自决定公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职权调整交接；河南明确不得随意设置附加条件，严禁明放暗不放，不得擅自收回或变相收回已下放权限。
这些细节安排表明，从省级层面到县级政府均已意识到，放权只是第一步，接得住、用得好才是关键。
有学者指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扩权强县的前提是这些县域经济本身强劲；而中西部地区若盲目扩权，可能导致经济布局进一步分散，县一级难以达到规模效应。
这也意味着，未来县域发展分化或将加剧。经济强县通过扩权赋能加速崛起，人口小县则可能走向机构精简的另一条路径。
置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县域扩权实则是为中国经济下一程搭建制度底座。县域活，则全盘活；县域强，则底部稳。县域活力的释放，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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