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大盘保持平稳。但多位身处一线的财政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收支两端矛盾依然尖锐。
截至8月6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除广东未公开具体数据外，其余30个省份已公布上半年账本。收入端，江西、辽宁、广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下滑，其余省份均实现增长。其中西藏增速约三成七，新疆达到10%，呈两位数较快增长态势，而多数省份仅维持小幅上涨。支出方面，30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支出规模缩减，另有24个省份支出增速跑输收入增速。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上半年地方财政呈现“收入超预期、支出待发力”的格局。中央加快转移支付下达，为稳增长和惠民生政策落地提供了支撑。不过，房地产企稳效果不及预期，导致土地出让金缩水，叠加刚性支出与化债压力，地方财政仍处于相对紧绷的转型期。
税收微增难掩运行压力
经济下行与楼市低迷曾长期掣肘地方增收。今年上半年情况略有回暖。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宏兵在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各地收入普遍回升。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达6.88万亿元，同比增长2.7%，较一季度提升0.6个百分点。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实现正增长，比一季度多出3个。
虽无广东官方数据，但通过全国总额减去其他30省总额推算，广东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7421.8亿元，同比增约2.8%。从收入规模排名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四川稳居前七，格局与去年无异。
审视30省份公开的收入增速，仅江西（-7.2%）、辽宁（-0.6%）、广西（-0.6%）录得负增长，多数省份处于0至3%的低速区间。西藏和新疆为何能跑出高增速？
罗志恒分析，西藏近年财政收入增速常年领跑全国，上半年近37%的增幅尤为亮眼。这得益于中央政策支持，包括雅下水电站建设及农牧业、医药、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政策红利释放，加上当地积极盘活资产资源，带动收入上扬。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认为，西藏收入基数小（上半年约209亿元），推高了增速。至于辽宁、广西、江西三地的下滑，主要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罗志恒还提到，新疆近年来一般预算收入增长迅速，2023至2025年年均增速达10.5%，上半年仍保持10%增速，居全国第二。这源于重点行业效益改善带动主体税收增长。例如1至5月，新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940.47亿元，同比大增73.5%，高于全国54.7个百分点。同时，新疆盘活国有资产资源，非税收入也增长较快。
整体而言，上半年地方收入好于预期，主因是税收表现优于预期，这与经济运行稳定、物价上行、股市活跃及外贸强劲有关。
江苏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41亿元，增1.8%，其中税收4545亿元，增3.4%。浙江省财政厅数据显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51.24亿元，增0.5%，其中税收4452.33亿元，增3.5%。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属修复性增长，税收占比提升，反映收入质量改善。”王振宇表示。
一位东部基层财政局长坦言，虽然税收尚可，但以卖地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滑，财政压力巨大。一位西部财政人士反映，收支状况尚可，但债务沉重，偿债压力大。一位中部基层财政局长则表示，当地财政依旧艰难。
罗志恒指出，上半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2.7%，高于年初预算目标（2.4%）0.3个百分点，略超预期。目前压力主要来自第二本账——土地出让收入。上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5.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31.5%。若将两本预算加总，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和同比下降3.1%。
受此影响，多地直言挑战严峻。福建省财政厅在《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受土地出让收入回落、传统行业税收贡献减弱影响，增收基础不牢。促内需、稳就业、保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部分地区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运行紧平衡。
安徽省财政厅在《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中称，财政收支总体紧平衡，各领域支出刚性增长，平衡难度加大；受房地产影响，部分市县收支矛盾突出，基层“三保”压力较大。
多数省份支出乏力
从30省份上半年一般预算支出增速看，12个省份下滑，其余多数地方支出增速低于3%，上海最高，达10.7%。
王振宇解释，地方支出增速不及收入，可能因部分层级库款保障不足，也与落实“过紧日子”、加强科学管理、压减非必要支出有关。因此，对财政收支增长应理性看待，避免陷入“数字游戏”。
罗志恒表示，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预算支出12.21万亿元，同比仅增0.6%，距年初预算增长率4.0%仍有差距；预算完成进度48.0%，略慢于时序进度。下半年，随着“两重”项目及“六张网”规划建设落地，地方支出增速有望回升，进一步支撑稳增长和惠民生。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此前部署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改革正稳步推进。
罗志恒认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依靠地方自身与中央政府两方面。短期看，地方需加大资产盘活力度，但这需要制度支持，如资产清查、产权瑕疵修复、处置尽职免责及国资考核激励等，否则易沦为单一且不可持续的“卖资产”。长期看，地方应推动城投转型、重塑税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而非依赖补贴和税收洼地。
对中央政府而言，短期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特别是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政府可支配资金规模。持续增加转移支付并非长久之计，但在当前阶段，帮助地方政府度过房地产调整、化债重压及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非常必要。
从中长期看，中央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负担，避免其成为无限责任政府。同时推进税制改革，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税制，应对分配极化和供强需弱问题，稳定宏观税负。具体措施包括将消费税扩围至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提高环保税和资源税税率，研究遗产税和赠与税。此外，推动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变暗补为明补，避免低效财政补贴给财政带来过大压力。
王振宇认为，对许多地方而言，单靠自身力量缓解财政困难空间有限，更需中央层面介入。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中长期任务，短期应急政策仅能暂时缓解。做大经济财政蛋糕、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依靠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才是长远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