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何文涛 通讯员 李军
广州东山口游人如织，越秀恤孤院路12号却自成一方天地。绿树掩映间，红砖洋楼“柏园”静立于此。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建筑，在时光的沉淀中，悄然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基石。
1928年10月22日，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迁入东山柏园。傅斯年与顾颉刚、罗常培、丁山、容肇祖等留粤学者在此汇聚，拍板定下一项关键决策：将远在河南安阳的殷墟科学发掘，列为史语所首期核心任务之一。这场后来震动全球、重塑中国古史认知的百年发掘，自此启幕。
世纪将至。2026年，两个纪念节点交汇——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以及妇好墓发掘50周年。伫立在这一特殊坐标回望，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历程中，“广东身影”清晰可见。从柏园发出的指令，到深耕多年的岭南学者；从确立田野考古科学标杆的梁思永，到钻研甲骨半世纪的刘一曼，再到推动殷墟公众化、为商文明注入活力的唐际根……一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那些跨越粤豫千里、由几代人接力编织的往事，今日被重新打捞。这不仅是一段记忆，更为我们解读三千年前璀璨商文明，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半部中国考古史”，发轫于广州柏园**
“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史。”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自清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盗掘猖獗，研究零散，大量甲骨流散民间甚至海外。1928年4月，傅斯年受命组建民国中研院史语所，随即把“殷墟发掘”纳入工作范畴。他坚信，唯有通过国家学术机关的科学发掘，才能解决若干古史重大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取国际地位，避免文物损失。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在河南，但计划制定却在广州。彼时，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因母病返豫，在省立南阳中学兼课。同年8月，傅斯年致信聘任其为史语所编辑员，委派其亲赴安阳实地调查甲骨埋藏状况。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董作宾主持完成殷墟第一次试掘，正式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尽管规模有限，但成果超预期，出土甲骨文784片。这一发现直接打破了学术界“甲骨已尽”的成见，为后续发掘奠定基础。
向“前线”发报的同时，傅斯年也在物色主帅。他将目光锁定在32岁的李济身上。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具备科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1928年10月，史语所迁入东山柏园。11月，李济经欧洲、埃及和印度归国途经广州，与傅斯年初次见面。傅斯年开门见山询问其能否出任筹组中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1928年12月，史语所增派李济前往主持殷墟科学发掘。
在李济主持下，殷墟发掘方法逐步规范。据其长子李光谟在《李济与殷墟考古》中记载，李济明确要求：所有遗物和遗迹必须记录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出土物与周围环境需进行原始摄影；绘图记录须保持一贯性。同时，每位工作人员需坚持撰写日记，确保研究过程透明可追溯。此次挖掘改变了以往单纯以获取甲骨为目标的方式，引入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严谨新风，影响深远。
纵使远隔千里，岭南学人始终与殷墟考古同频共振。1934年，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容庚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创办《考古社刊》，结合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推动殷墟青铜器及甲骨研究系统化。同为特约研究员的商承祚，先后出版《殷墟文字类编》《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殷契佚存》等著作，奠定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容、商二人日后皆成为名动全国的岭南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评价道：“从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到李济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都跟广州有密切关系。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领导之功。”
**梁思永：“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
在殷墟近百年的发掘历程中，广东学人梁思永是关键人物。作为梁启超次子，梁思永1923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是我国首位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
1927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哈佛求学儿子的家书中写道：“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济的期待与梁启超的嘱托，都被梁思永稳稳兑现。新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夏鼐曾指出，1931年梁思永参加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
前三次发掘中，李济虽具出色问题意识与学科引领力，但在田野技术层面仍需助力，梁思永恰恰在此作出决定性贡献。
凭借从叠压土层读取时间序列、从破碎陶片辨认文化脉络的思维，梁思永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采用自然堆积分层法，区分代表仰韶、龙山和殷墟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确立三者早晚顺序。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成为打通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脉络的“钥匙”，有力驳斥了当时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34年秋至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第10次至第12次发掘，在西北岗发掘10座带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精美，商王陵位置由此确定。陈星灿表示，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千余座墓葬，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空前的田野工作，揭示了商代物质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为“中国是东方文明源头”论断提供核心支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梁思永携妻女颠沛流离，重症未得及时救治，身体每况愈下。“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仍夜以继日整理殷墟王陵发掘资料，撰写了发掘报告初稿。”陈星灿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选择留在大陆，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副所长。尽管体弱，他仍坚持主持日常工作，负责筹措经费、采购设备、延揽人才及协调行政，为前线发掘提供坚实保障。自1950年起至今，该研究所主导了殷墟宫殿区、王陵区、洹北商城等核心区域的系统性主动发掘。
**刘一曼：从珠江到洹水，探寻甲骨半世纪**
如今常住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已86岁高龄。虽出行不便，她仍能熟练用微信交流，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自1972年起，刘一曼便在安阳殷墟从事考古工作，曾参与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掘，并主持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发掘，是殷墟甲骨文重大发现参与者之一。
“我和甲骨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告诉记者。刘一曼祖籍广东佛冈，在广州广雅中学读高中时，因历史老师生动启蒙而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加之生性好动、喜爱探险，1957年她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2年，刘一曼主动要求前往河南安阳进行田野考古。不过那年秋天工作让她略感失落，因为参与的小屯西地发掘仅发现四片刻辞甲骨，且文字不多，“我所负责的探方则未出甲骨。真盼着将来如果我也能挖到就好了！”
转机出现在197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小屯村村民张五元匆匆赶到安阳考古工作站。他在村南路沟挖煤土时，发现一些碎骨片，细看发现有钻凿灼痕迹，其中几片上有字。刘一曼记得，张五元一进站就喊：“出甲骨了，快来看！”队员们凑近查看，果然，其中6片卜骨上有清晰字迹。
随后八个月的小屯南地发掘中，刘一曼亲手发掘出土近3000片有字甲骨。特别是她主持发掘的H24坑，共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该年度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单位，且包含不少大片卜骨。这批甲骨经科学发掘出土，地层关系可靠，解决了卜辞分期中久未解决的部分问题。此外，小屯南地甲骨内容丰富，对研究商代历史文化价值重大。正因如此，这次发掘被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要发现”，仅次于1936年YH127甲骨窖穴的发现。
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要发现，即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掘，亦由刘一曼亲自主持。该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689片。
“广东人热情好客，能够和周围的人和谐共处，这是从事考古工作的有利条件。”刘一曼表示，考古是群体性工作，需要专业工作者、技师与众多工人团结一致，共同发力才能做好。
刘老至今笔耕不辍。虽难以亲临现场，但她将注意力投向甲骨文与考古学科普，出版《开启甲骨宝库——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等读物，目前正在撰写《守望殷墟——我在殷墟考古五十年》，计划明年春天出版。她勉励中青年广东考古人，要传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守护好文化遗产。
**郑若葵、唐际根：让“大邑商”再次伟大**
2026年7月9日，阳光洒在殷墟博物馆新馆门头上，甲骨文“大邑商”三字熠熠生辉。新馆开馆两年多，迎来第500万名游客，“国民级文旅地标”名副其实。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外墙兽面纹样将三千年前“大邑商”的繁华盛景递至每一位驻足者眼前。
如今，“大邑商”是商朝人对国都的美称，类似今人讲的“大北京”。但少有人知晓，关于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的首次探讨，最早由广东茂名籍学者郑若葵开启。
“郑若葵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陈星灿介绍，郑若葵先后参加山西襄汾陶寺、湖北大冶铜绿山、陕西长武冉店碾子坡等遗址发掘，并于1981年开始参与安阳殷墟发掘及相关报告编写。
“殷墟都城大邑形态由若干小邑簇拥着王邑构成，即是由若干族氏聚落簇拥着王宫贵族聚落构成。”郑若葵在论文《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提出，族氏小邑和王邑单元的有机分布，构成了殷墟都城的总体布局。这一理论启发了殷墟聚落布局的考古与研究实践，得到多位学者信从。
沿此脉络走得更远的，是殷墟考古队原队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2009年，唐际根等学者进一步从聚落考古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大邑商”是由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
深耕殷墟二十余年间，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发掘商代墓葬上万座。其中最得意的成就，便是“洹北商城”的发现。这一成果填补了商代早期与晚期之间“中商”的空白，完善了商代考古学编年框架。此外，他还推动殷墟于2006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殷墟价值的全球呈现；参与规划殷墟博物馆，开创文物保护新局面……
2017年，唐际根南下广东深圳，续联起广东与殷墟的因缘。在他看来，考古完整链条应包含发现、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和应用六个环节。“过去二十多年，我专注于前五个环节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借广东的‘南风’——高新技术、学科配备以及人口资源，打通最后一个环节。”
唐际根位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公室里，摆满青铜器、甲骨片教具。他打开电脑，播放以殷墟妇好墓墓主、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为主角的AI“文物剧”，让羊城晚报记者先睹为快。剧中每个细节皆有出土文物作为坚实支撑。
唐际根南下后的学者之路越走越宽。除陆续出版《妇好——甲骨文与青铜器背后的真实人物》等专著外，他还花大气力联动专业院团创编音乐剧《妇好》，运营“唐际根聊考古”短视频账号，让原本躺在考古报告里的殷墟，真正走进大众日常。
“人就是文化。我从来不认为广东是文化的‘广寒宫’。”唐际根说，广东以千万计的人口规模是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需求，是文博事业发展最充足的动力。在他看来，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之城”“创新之城”，历朝历代来到深圳的人都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磨合就能产生新的创意”。
**访谈：粤人对殷墟发掘有开创和领导之功**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殷墟的现代考古发掘，似乎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星灿：**殷墟的发掘和广东渊源颇深，史语所建所之初就设在广州东山柏园，殷墟十年发掘的序幕正是从这里拉开的。其中最核心的广东学人，当属祖籍广东新会的梁思永先生。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后进入史语所，深度参与了殷墟的多次发掘，让安阳殷墟从此名扬中外。他的兄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受邀参与过相关发掘工作，和汉学家伯希和一同在大墓中留下过合影。
**羊城晚报：**梁思永先生对殷墟考古的核心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星灿：**梁思永先生的贡献足以载入中国考古学史，最核心的有两项。第一项是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现的“三叠层”，从下到上依次是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殷墟商文化层，第一次从考古学层面证实了安阳地区史前到商代的文化演进序列，厘清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脉络，是考古史上一次“捅破窗户纸”的突破性发现。
第二项是1934年秋至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第10-12次发掘。在殷墟西北岗发现了10座带有墓道的殷商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第一次完整揭示出商代晚期王陵的布局。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发掘，把商代物质文化、文明发展的高度呈现在世人面前。
**羊城晚报：**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广东学者参与殷墟的发掘与研究？
**陈星灿：**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7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未曾中断，其中留下了不少广东籍学者的身影，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学术脉络。
据我所知，有几位广东学者值得关注：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刘一曼先生，长年深耕殷墟考古与甲骨文整理工作，主持了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H3坑等重要发掘，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学者。她的学生唐际根，任殷墟考古队队长二十余年，长期扎根殷墟开展工作，如今在深圳继续殷墟研究工作。还有祖籍广州的郑若葵，他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参与过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说，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之功、领导之功。
**延伸：勿忘历史，黄际遇的开路往事**
许瑞生在《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感言：“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少有人念及。”这牵出了一段往事。
黄际遇（1885—1945），广东澄海人，教育家、数学家、文字学家。17岁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1906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工学堂教授。1910年参加京试，中格致科举人，后转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1920年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数学，1922年获硕士学位。
1926年，41岁的黄际遇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北上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一度还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在任期间，他以厅长身份，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等人共同参与制定“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化解了当时地方与中央在殷墟发掘权限上的分歧，为后续殷墟科学发掘扫清制度障碍。
经黄际遇协调，河南大学获得派学生参与殷墟田野发掘实习的资格。石璋如、尹达（李燿）等中国第一代殷墟考古大家，正是河南大学派出的首批实习生。他们后续进入史语所，成长为殷墟考古的核心骨干。
1936年，黄际遇返粤，仍执教中山大学，辛树帜为其门生。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他随校辗转播迁。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中大复校返穗，黄际遇乘木船从北江南下，10月21日道经清远峡时不幸坠江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