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两万米高空的座舱宛如一颗被捏碎的星。张立义看见战机仪表盘齐刷刷熄灭，一道白光掠过座舱盖，炮弹气浪把机身撕扯得如同纸片。他本能地拉动弹射手柄，身体被抛进一片巨大而无声的黑暗里。从两万米坠到一万米，他才恢复意识。这一万米的自由落体，漫长得仿佛过完了一生。
随之而来的是那张讣告。无遗体，无遗物，连衣冠冢里也是一片空荡。旁人都说，人没了。只有张家淇不信。她独自撑起门户，带着三个孩子，照顾两位老人，白天上班，夜晚守在门槛边，苦苦等了整整八年。八年间有人劝她改嫁，她次次摇头。可日子如刀，一天天地咬下去，谁也扛不住。到了第八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退役军官何忠俊。何忠俊大她十四岁，在大陆结婚不过三个月便随军撤台，与妻子断了音讯，独身至今。两个被同一种时代碾过来的人，在互相取暖中渐渐靠近。
谈及再婚，张家淇提了一个令所有人觉得荒唐的条件：若是张立义还活着，有一天回来了，她要回去他身边。何忠俊点了一下头，没说别的。他大概明白这个女人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在那个年代，一个被宣布死亡十年的男人，怎么可能活着回来呢？一九七三年前后，他们结婚了。何忠俊对这个家庭几乎倾尽全力，把三个继子女当亲生的喂养，为张家淇的父母养老送终，日子安稳得看不出裂缝。
海峡那边，张立义确实活着。一九七〇年，五年软禁后他重获自由，回到南京老家。先在农村种地，再进工厂当三级钳工，一九八一年调到航空学院当工程师。他没有再娶。一个人住在简朴的宿舍里，心里那把锁从来没有打开过。两岸不通音讯。一个守着衣冠冢守在台北，一个在南京拿钳子养自己，隔着一条海峡，像隔着整个时代的骨缝。
一九八二年那则《人民日报》消息，让台湾炸了锅。英雄还活着，那墓碑算什么？衣冠冢算什么？所有高调的宣传都在一瞬间变成笑话。张家淇又惊又喜，又悲又苦。喜的是他没死。苦的是自己已经是谁的妻子了。她甚至没有犹豫，第一时间辗转去了香港。那个不被允许重逢的世界里，他们像打穿了一道墙，终于见面了。那年十一月，十七年生死茫茫，两个人一个拥抱，所有人都哭了。
重逢不代表团圆。台湾当局断然拒绝张立义入境——让他回来，那场衣冠冢的戏就要穿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出手了。毕竟，他是替CIA执行任务的。中情局把他接到美国，给了他二十多万美元公债，算作被俘十八年的补偿，还帮他拿到了美国永久居留权。在美国，他见到了在那里读书的大女儿。张家淇一封一封地给他写信，一件一件地托人带衣物。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制度与政治筑成的高墙横在两个人中间，比海峡还宽。
再等，就是又一个十年的轮回。一九九〇年，台湾《联合报》首次公开报道黑猫中队的故事，张立义接受了采访，一个长期被封存的秘密终于公布于众。舆论哗然——一个为台湾出生入死的飞行员，为什么被自己人死死挡在门口？压力之下，台湾当局终于松口放行。那一年，距离他飞机被击中，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五年。
他回到台北。见到了等待半生的妻子，见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七十多岁的何忠俊安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搬去南部荣民之家独居。他实现了他一生最重的承诺，然后让路，消失在时代的角落。张立义后来提起他的时候语气很重：他是我们家的恩人。何忠俊把自己最好的年月都留给了张家淇和那几个孩子，最后轻手轻脚地退场，像从未出现过。
一九九一年四月，华盛顿樱花开得正盛。六十二岁的张立义和五十五岁的张家淇举行了一场迟到了二十六年的复婚典礼。没有盛大的场面，没有太多宾客。两个被同一场历史分开大半辈子的人，在满城花影里重新站在彼此身边。这一次，没有人再让他们分开。
他们回到台湾定居，和儿女们住在一起。退休后到处旅行，走遍美国、大陆、台湾。过去把他们隔开的地方，如今成了他们一起走过的风景。他们想用后半生的欢愉，去还前半生欠下的二十六年。二〇〇三年八月，张家淇病逝于台北，享年六十九岁。张立义在墙上挂着她的照片，身旁一本日历永远停在她离开的那一天。破镜重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张立义后来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妻子走后，他又独自活了十六年。常常翻照片，常常沉默。他信基督教，笃定妻子只是先一步在天国等着他。二零一九年六月，张立义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岁。这一次，他大概终于可以去找那个等了他一辈子的女人了。
有人说，衣冠冢里埋的是谎言。也有人相信，樱花树下葬的是承诺。那场跨越海峡的等待最终没能敌过死亡，但也没有被死亡真正截断。生死之间，有的东西一直悬在半空，像那架在三枚导弹里幸存下来的U-2，轰隆隆地飞了六十多年，没有降落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