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坐落着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垃圾场——格拉马乔。每日，数以百吨计的城市废弃物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在这片尘土弥漫的土地上，两千余名拾荒者如同工蚁般穿梭忙碌：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废料中搜寻可回收的塑料、纸张与金属，仅靠变卖这些被视作“废品”的东西，维持着自己及家人的生计。
这种景象常被外界解读为一种“走投无路”的生存挣扎，而拾荒这一行为本身，也往往被归类为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人类学者凯瑟琳·M.米勒深入格拉马乔垃圾场，与拾荒者同吃同住同劳作。她发现，对于这些人而言，垃圾场不仅仅是获取饭钱的地方，它更构建出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形态。面对看似杂乱无章的垃圾堆，他们通过识别、分拣和归类，亲手建立起秩序。他们守护了家庭的经济命脉，重构了社会纽带，也让废弃之物重获新生。在其著作《拾荒：在里约垃圾场工作与生活》中，米勒指出，拾荒绝非单纯的谋生手段，它具有极高的生产性价值。当现代社会倾向于将“工作”狭隘地等同于工资收入与绩效考核时，这一观点为理解劳动的意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维度。
以下内容节选自《拾荒：在里约垃圾场工作与生活》，经出版方授权刊登，标题由摘编者拟定。注释详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 凯瑟琳·M.米勒
《拾荒：在里约垃圾场工作与生活》
作者：[美] 凯瑟琳·M.米勒
译者：江沛
版本：万镜｜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6年8月
1.这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垃圾场
这里的景象宛如荒漠——漫天黄沙，不见树荫，橙红色的地面干裂成块。当然，只有在雨季，比如里约热内卢冬季常有的连续几日降雨期间，雨水才会将尘土化作厚厚的泥浆，让埋在地表下几英寸处的塑料袋碎片显露出来。
载有数百吨垃圾的大型卡车从大都市的各个角落驶来，陷入泥泞，在前往卸货区的途中危险地左右摇晃。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一月清晨，雨水似乎只是记忆中模糊的一抹痕迹。
纪录片《垃圾场》（2011）画面。
站在垃圾场的东南角眺望，可以看到里约热内卢面包山上方朦胧的日出。这座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瓜纳巴拉湾对岸，距离此处约有十五英里。在我们脚下百余英尺深的海湾里，浑浊的海水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老贝尔纳多停下车，挂上空挡，随即俯身过来帮我撬开那扇生锈的驾驶室门。他等着我走到卡车后方取出我的三个麻袋。当我绕回他这一侧时，他把头伸出窗外，告诉我关于另一批塑料的情况……下午晚些时候回来……如果我需要搭车……由于多年前因肺结核失去了一叶肺，他的声音低沉且沙哑，在空转引擎的轰鸣声中，我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
目送老贝尔纳多驾车离去后，身后传来叫喊声。我回头看见埃娃和法比奥正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向一堆装满塑料瓶的麻袋旁。
埃娃和法比奥都是拾荒者，依靠在垃圾场收集并出售可回收物品为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卡车开始将垃圾倾倒在外围社区贾迪姆·格拉马乔边缘的红树林沼泽地带，拾荒者们便一直在这片废墟中分拣废金属、塑料和纸张。起初，这里只有几百名拾荒者。大多数人是从其他已关闭的城市垃圾场转移过来的，用他们的话说，是“跟着垃圾走”。
到了2005年，也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格拉马乔的时候，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垃圾场。数十个废品回收站散布在社区各处。猪群在街道上闲逛，人们用捡来的食物残渣喂养它们。二手电子产品店、售卖手套和水的摊位，以及提供淋浴和更衣服务的棚屋，都聚集在垃圾场底部。几乎所有这些生意都与拾荒者息息相关。如今，这里的人数已超过了两千。
2.她回到了垃圾场
当我走近埃娃和法比奥时，发现埃娃的脸色格外憔悴。她平时戴着的发网和棒球帽都不见了，额头和手臂上沾满了灰尘和汗水。“昨晚我被埋了，”我走到她面前时，她说道。接着问：“有烟吗？”
我把麻袋扔在地上，从小包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递给埃娃。她抽出一根压扁的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法比奥。“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埃娃告诉我，是一台拖拉机……她整夜都在收集废品。清晨时分，她累得双腿沉重，结果滑倒在一台拖拉机前，拖拉机将一堆垃圾推到了她身上。她被掩埋了，无法呼吸。那些垃圾全部压在她身上。拖拉机司机没有看到她摔倒，但幸运的是，另一名拾荒者注意到了，并抓住了她的手臂。如果没有人看到呢？埃娃的声音开始颤抖。
“放松，冷静。”法比奥轻声说道。
我建议埃娃回家休息。但她想等到老贝尔纳多开车回来，以便取回装满塑料瓶的两个袋子。法比奥提出帮埃娃把两个麻袋系好，我帮他穿过每个袋子侧面的破口，将蓝色绳子紧紧系在各种空饮料瓶上。瓶子被压得噼啪作响。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垃圾场了，”埃娃突然宣布，“我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冷静点，”法比奥再次说道，“你只是吓坏了。”
“不，我是认真的，”埃娃郑重说道，“我是不会回来的。”
电影《垃圾场中仙乐扬》（2015）剧照。
但埃娃确实回来了。那天晚上，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第二天早上和她一起去收集废品——一大早，赶在日出前，避开最热的时候。
第二天早晨，当我和埃娃摸黑前往垃圾场时，我不断回想起在格拉马乔与名叫蒂昂的拾荒者的初次谈话。那时，我只是来参观。我从未想过几年后会回来对垃圾场进行民族志研究。那天参观结束后，蒂昂陪我走到公交车站，他说：
“拾荒者经常会说：我来到这里时，觉得这是个糟糕的地方，以为自己绝不会留下来。但那已经是八年前或十年前的事了，而我至今仍在这里。”
“那他们为什么会留下呢？”我问。
“哦，你会明白的，”他答道，“你可能会离开格拉马乔，但你几乎总是会回来的。”
人们似乎默认拾荒者在垃圾场捡拾废品是必要的，是为了生存。埃娃坚称她不会再拾荒了，却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垃圾场，因为她别无选择。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废弃物”与非正规经济
当我开启对拾荒者的研究时，让我震惊的是，关于工作和失业的学术研究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废弃物的内容。2004年，就在我初次前往格拉马乔之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出版了《废弃的生命》一书，书中描述了现代化如何使失业者变得“多余”，即“因可被抛弃而被弃置”的人口。随后许多谴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有害影响的著作都呼应了这一论述，将那些不被资本需要的劳动力称为“过剩人口”“剩余人口”，甚至“人类废弃物”。
当然，将无薪人口与废弃物联系起来并非全新的想法。在19世纪末，马克思将流氓无产阶级（包括流浪汉、小罪犯和乞丐等）描述为“各个阶级淘汰的渣滓”，以及“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我开始注意到当代作品中存在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即被（资本）抛弃和依靠废弃物维生，这在双重意义上定义了拾荒者。鲍曼《废弃的生命》的封面描绘了一个在垃圾堆中搜寻的瘦弱身影，或者说捡垃圾通常被认为是所谓剩余人口的营生，这似乎并非偶然。在当代劳动条件研究中，拾荒者的形象重新成为无薪的象征。我不禁要问，是什么促使废弃物这一说法再度流行。
自20世纪80年代起，北美和欧洲的去工业化进程导致人们宣称社会已经走到了工作的尽头、工人阶级的尽头，并面临着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21世纪初叶，欧洲部分地区的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飙升，由此引发了游行和示威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工身份—— “不稳定的无产者”。“不稳定的无产者”由“不稳定的”和“无产阶级”两个词组成，指那些四处求职或常年辗转于一份又一份临时工作的人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加剧，似乎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终身全职就业保障的期望，即使这份保障无法惠及所有人，至少也是中产阶级能指望的。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生活的研究中，“不稳定”很快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使人们越发感到历史的当下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而危机的核心就是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作短缺。
关于工作危机的讨论已然遍及全球，但其内容在论及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时出现了明显变化。在这些地区，全职雇佣就业从未成为常态，尤其是对城市贫困人口而言。此处，叙述的重点不是与曾经凯恩斯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关的稳定就业的消失，而是城市贫民窟和非正规经济的激增。
早期对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将城市贫困人口的创收活动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或视为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最终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或开设小企业的手段。人们假设，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并逐渐采用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政策和做法，非正规经济将最终消失。但到千禧年之际，这一趋势似乎出现了逆转。全球南方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这些新兴特大城市的许多居民在未经规划的定居点中生活和工作，这些定居点日渐被称为“贫民窟”，尽管它们与贫民窟并不相同。在若干备受瞩目的出版物中，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均称，非正规性不是城市世界的过去，而是未来。2008年联合国人居署的一份报告估计，全球85％的新增就业发生在正规生产关系之外。对此，人们纷纷宣称我们正在见证“地球上新的苦难者”的崛起，他们的主要生计是“非正规生存主义”。在政策和学术报告中，被逐出工作岗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有时几乎是末世论般地被描述为全球十亿人的最终命运。
4.将工作视为一种生活形态
我并未将在垃圾场上收集可回收物的行为概念化为一种生存策略或一种非正规劳动，甚至未将这一行为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实践。相反，我认为拾荒者的活动构成了我所说的某种“生活形态”。这一多重概念首先指生存，即收入、糊口或谋生手段，俗话说“讨生活”。
因此，工作是生活形态的核心维度，但它与该术语并不等同。生活形态中的“生活”一词也旨在唤起其附加含义，即追求一种特定的居住方式。换句话说，生活形态可以同时被理解为生计和生活方式。
将工作视为一种生活形态的价值之一，是这一视角摆脱了对雇佣就业的依赖。长期以来，在自由主义和批判性左翼话语中，雇佣劳动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联系、尊严和解放项目的来源。
纪录片《垃圾场》（2011）画面。
我们在谈论工作时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雇佣劳动这一简化的范畴。从亚当·斯密（1976）和其他18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开始，劳动的含义从广义上任何生产性的活动缩小到专指有偿就业或为他人工作以换取工资的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工作”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同样被简化为雇佣劳动，例如，照顾家庭的妇女被视为“没有工作”。尽管数十年来对将工作与雇佣劳动混为一谈的批评不断（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分析角度），雇佣劳动才是劳动的观念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
我使用生活形态也源于我对“生活”第二重含义的兴趣，即一种生活方式或风格。这种理解涉及人们构建和栖居世界的特定方式，关于什么构成“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和信念，以及在追求生活目标时采取的路径。将拾荒者的工作视为一种生存策略或最后出路的问题之一，是这种视角将他们的生存关切简化为（仅是）经济的、务实的或补偿性层面的考量。相反，通过生活形态这一视角，我探索拾荒者重返垃圾场的行为如何表达了他们对人类福祉的独特理解和对生活意义的不同看法。生活形态的双重含义——既是谋生手段又是生活方式——旨在克服现代资本主义中工作与生活之间概念上的分歧。
5.垃圾场上的收集工作本质
垃圾场上的收集工作正是从无形的空间和材料中创造出形态。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田野调查初期的某一天，我独自来到垃圾场之时。那天早上我睡过了头，错过了黎明时送拾荒者前往垃圾场顶部的平板卡车，于是我决定搭一位相熟的废品经销商的便车，他正好上午要去拉一车新的塑料废品。
废品商放我下车后，我扛着一捆麻袋，尴尬地站在中转区的边缘，环顾四周寻找相识的人。但一个熟人也没有。三辆垃圾车刚好驶进来，大多数拾荒者都冲向了我前面几十码远的卸货区。我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把三个麻袋摊在地上，拿起我用来收集纸板的超大塑料袋，然后走向那堆刚刚卸下的垃圾。但我不知道该把麻袋放到哪里。似乎没有一个明显合适的地方，除非我将麻袋放在离所有活动都很远的地方。我犹豫了几分钟，越来越不自在，然后我注意到，在我面前密密麻麻的麻袋中，有一块相对空旷的地方。
电影《垃圾男孩》（2014）剧照。
我松了一口气，放下麻袋，开始挨个整理。就在我摊开第三个袋子时，有人对我大喊脏话，吓了我一跳。我抬头，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在我面前，手里拎着沉甸甸的桶，装满了散乱的纸张、书籍和杂志。我赶紧跳到一边，他从我身边走过，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我挡住了通道。什么通道？
但后来我看到了。麻袋之间有一条缝隙，只有几英尺宽，一直通向卸货区。我就站在这条小路的中间。在来回穿梭于卸货卡车和我那半满的麻袋之间时，我从未意识到自己走在一条被拾荒者标记并遵守的通道上。尽管之前我还看不出麻袋的顺序，但现在它们的排列次序已一目了然。这就像看一张“魔眼”海报，其中隐藏的图像突然显现在眼前。
我在垃圾场学习拾荒的过程中，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卡车和拖拉机在空地上不停地移动——进场、离场、倒车、停车、转弯、倾倒和推土——在我掌握它们的节奏之前，感觉很混乱。还有随处可见的黑色垃圾袋，我很难分辨出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人告诉我，诀窍在于隔着垃圾袋感受垃圾的不同形状，找到塑料之后，就可以根据挤压时的形变和阻力来区分它的种类。我开始将平板卡车上按颜色分类摆放整齐的长方形塑料包看作一种形态创造的产物。这些塑料曾与从卸货的垃圾车尾部涌出的看似无差别的垃圾混在一起。因此，在垃圾场收集垃圾主要涉及识别和重新创造秩序——识别、收集、分类和捆绑。葡萄牙语动词“catar”，即“catador”的词根，并不完全同义于英语动词“to collect”（去收集）。前者有筛选、选择和分离之意，指通过辨别的方式寻找。
创造形态是拾荒者活动的核心，因此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非正规几乎没有意义。但是，当基思·哈特提出非正规经济的概念时，他并没有考虑形态的多重表现形式——无论是作为秩序、作为具形的物质性，还是作为一种区隔。相反，他借鉴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经济生活理性化概念中形式的特定含义。在韦伯看来，“形式”指的是形式理性，即基于抽象法则的行为，这种法则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手段目的计算。哈特认为工作理性化的程度——企业官僚化、制度化和量化的程度——是区分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的关键变量。
原文作者/[美] 凯瑟琳·M.米勒
摘编/罗东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