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8年，宿白先生在西藏调查途中乘船渡雅鲁藏布江
一、缘起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1]
——《宿白自述》，《新京报》2006年3月21日刊
西藏民主改革刚启动那会儿，为推一把当地的文化事业，中宣部接了西藏工委的请求，派专家团进藏摸底。同年6月，中央文化部牵头，从国家文物局、故宫、考古所、古建所、南京博物院和北大这六个单位抽调人手，组建了西藏文物调查组，宿白先生就在列[2]。同去的骨干还有王毅、顾铁符、魏树勋、宋伯胤、律鸿年[3]等几位。这趟活儿主要盯着宗教历史文物，顺手也收拢藏族历史和民族学材料。
有意思的是，中科院历史所那边也没闲着，凑了阴法鲁、王忠[4]、张兆麟等六人组成另一个工作组。两支队伍几乎同时进藏，步调一致。因为王忠先生通晓藏文，碰到文献资料，宿白先生便多向他请教。
据王毅先生的日记记载，队伍到了拉萨，又按专业重新分了组。建筑及附属物那块儿，由宿白挂帅，律鸿年配合；古器物组归顾铁符牵头，宋伯胤、魏树勋打下手；历史、文献、档案、碑刻组则是阴法鲁领头，王忠、金自强协助。李培根专职拍照，张兆麟当秘书，管内部资料档案，顺便帮李培根做照相记录。
任务来得急，宋伯胤先生在《西藏文物调查纪实》里回忆得挺生动：
“1959年6月，南京博物院派我去南通，高邮，宝应一带做文物调查。15日接到院里拍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回南京。我把工作安排好，买下16日车票，计划第二天一早‘打道回府’。可就在此时，接到曾院长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我明天务必回到院里，说有重要任务。于是，把已经买好的车票退掉，连夜上路，凌晨4时赶到扬州，再换乘汽车，轮船，火车，赶回南京博物院。
“6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到达南京，赶到南京博物院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先去见曾院长，她告诉我，中央宣传部调我去西藏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因为是北京来的电话，‘指名要人，按时集中’，至于详细情况院里也不清楚。时间紧，院里已经为我买好去北京的车票，明晨3时起程。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西藏目前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及时地组织人力去注意，调查，征集和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对于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5]
1959年6月21日，大伙儿在兰州汇合，正式拉开长达5个月的调查序幕。这也是宿白先生第一次在西藏搞考古。
二、经过
综合宋伯胤的《西藏文物调查纪实》、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6]以及王毅的《西藏文物见闻记》[7]，咱们能把1959年的行程捋个清楚。
从兰州到拉萨，路上花了24天。
6月24至28日，坐班车从甘肃兰州出发，经峡东（西宁以西）到青海格尔木（海拔约2780米）。
7月7至9日，换军区后勤部配的“解放牌”氧气车，往西南开。过纳赤台，翻昆仑山口，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海拔约4780米）。
7月10日，从沱沱河起步，跨越海拔5500米的唐古拉山，抵达安多买马兵站（海拔约4700米），这才算正式踏入西藏地界。
7月12至14日，到了黑河市（也就是现在的西藏那曲市），看了黑河小登寺、山丹林。
7月17日，从拉萨北边的当雄县出发，走羊八井，进了拉萨市区（海拔约3700米）。
在拉萨蹲了19天：
7月19至24日，正式开工。先逛了罗布林卡，那是达赖喇嘛的花园兼夏宫。接着考察大昭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
7月25至31日，重点盯上了布达拉宫、药王山与功德林。在布达拉宫待了5天，其中4天在“南根”忙活。“南根”是藏语里毗沙门宝库的意思，算是布达拉宫的仓库。工作组在那儿清点、整理并记录文物，还挑了些展品送中央。一共选出元、明、清三代的文物15件运往北京，里头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二十日封勃思巴勃失坚参袭阐化王之职的诰命之类。宿白先生靠着在“南根”攒下的资料，写出了《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部分明代文书》[8]一文。
图2：拉萨布达拉宫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1至4日，转头去查罗布林卡、小昭寺和苍姑寺。把罗布林卡库房里的文物又过了一遍目，做了记录和整理。
8月5至6日，跟西藏自治区军区、文教处、工商处、农牧处等单位的干部同志碰头，商量后续计划。打算把日喀则、萨迦、江孜、亚东作为主战场，预计35天搞定。
第一站日喀则，耗时6天：
图3：拉萨市西门过街塔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7至8日，离开拉萨，跨过雅鲁藏布江，到了日喀则市（海拔约3850米）。路上遇大雨发洪水，江水猛涨，车子过不去，还得靠解放军的木船摆渡。
8月10日，拜访了詹东·计晋美同志和班禅大师。
8月11日，钻进扎什伦布寺，前后数了39座大殿，包括四世到九世班禅的灵塔殿、一世达赖的灵塔殿、班禅行宫还有两座藏经殿。看到的文物里，年代最早的一颗是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的铁印。
8月12日，把扎什伦布寺的材料理好交了差。路被洪水冲断了，开会一合计，原定第二站萨迦改去亚东。
第二站亚东，耗时8天：
8月13至14日，辞别日喀则，路过江孜，到了亚东县（海拔约2000米）。沿途看了日喀则关帝庙。亚东是个山谷里的小镇子，1896年（光绪二十年）开了商埠，设亚东关和靖西关，商民加起来也就二三百户。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三年，藏印贸易总额超200万元。因为这地方挨着国境，调查组行动受限，不能乱跑。
8月15至17日，在亚东连开三天座谈会，听各界人士介绍当地情况，摸清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老百姓抗英斗争的底细。
8月19日，坐车靠近国境的仁进岗，看看村里的民宅、佛塔、玛尼堆啥的。
8月20日，从亚东北上江孜县（海拔约4000米）。路过亚东县帕里镇（海拔约4400米，号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建制镇）。看了班禅大师管的札西琼丁寺，住“印度驿站”。
江孜停留5天：
8月21日，回到江孜县。
8月22至25日，看白居寺，开座谈会。白居寺底下辖15处札仓（僧学院），带出51个寺院，其中20个是尼寺。宿白先生主攻核心建筑吉祥多门塔和措钦（大佛殿），其他队员则去查属于白居寺下辖札仓的雪那寺和奈尼寺。
图4：1959年江孜市街与白居寺远景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折回日喀则，停了5天：
8月26日，离开江孜，回日喀则市。
8月29日，去那塘寺转转。那塘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东南大概15公里处。调查组在那儿干了一整天，看了觉冈大殿（也叫却康殿，即那塘印经院）、措钦大殿、强巴殿、南扎桑波沛所建塔等好几座建筑，还有寺里藏的各类文物。
图5：那塘寺觉冈大殿经堂前排左侧两柱及上方“普恩寺”匾额旧照（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图6：那塘寺觉冈大殿经堂内排列整齐的经板架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30日，调查组去德钦颇章（新宫）见班禅大师，到扎什伦布寺看了清代敕封班禅的金册、金印。
萨迦之行，耗时5天：
9月1至2日，从日喀则去萨迦县（海拔约4300米），后半段只能骑马。
9月3至5日，依次看萨迦寺南寺、北寺。记下了南寺康萨钦莫大佛殿的形制，还有佛堂里主要像、塔的特征。北寺那边，乌策大殿、宣旺却康、佛塔群等主要建筑及其内部壁画也都记了。南北两寺藏的文物，也一并调查记录。
图7：1959年萨迦北寺远景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又回日喀则，待了7天：
9月6日，骑马出萨迦，到占宗换车，回到日喀则市。
9月8至10日，准备去夏鲁寺，结果河水涨了，没去成。
9月11日，总算去了夏鲁寺。队伍分两拨，分别查寺院本体和夏宫。宿白先生主要盯着寺院本体的措钦大殿，画了大殿三层建筑的平剖面示意图，还有门楼、斗栱、壁画等关键部位的速写。
图8：夏鲁寺大殿门楼第二层佛堂内雕像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9月12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日喀则。
返回拉萨，休整6天：
9月13日，大清早从日喀则出发，晚上摸回拉萨。
9月14至18日，歇脚整理资料。下一步计划分两队，一队留守拉萨，另一队去山南继续查。宿白先生归去山南那队。
山南地区调查，耗时7天：
9月19至20日，从拉萨出发，到了山南乃东县泽当镇（海拔约3500米），参加座谈会。
9月21日，看了泽当县附近的玉意拉康、昌珠寺和泽当寺。
9月22日，往穷结县跑，看藏王墓（海拔约3800米）。
9月23日，考察雍布拉康和乃东王朝时期的旧城遗址。9月24日，离开泽当，经朗目色林到札囊县（海拔约3600米），看了敏珠林寺。
9月25日，去桑耶寺。宿白先生画了寺里好几座重要建筑的平面示意图，像乌策大殿、黑红白绿四塔、十二洲这些，还画了桑耶寺整体布局示意图，速写了乌策大殿铜钟与兴佛证盟碑。
图9：宿白先生绘制的桑耶寺总体布局示意图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回拉萨并顺道看周边寺院，耗时14天：
9月26日，离开札囊县，回拉萨。
9月30日至10月7日，断断续续在大昭寺、策满林等地转悠。
10月8至9日，去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海拔约4400米），记录了措康大殿、塞东清波（历代噶玛巴灵塔殿）等重要建筑，摸清了寺院外围堡垒式围墙的布局结构。
结束调查，返京，耗时22天：
10月12至16日，等着返程。10月17日，离开拉萨往青海走，27日到西宁。29日到兰州。11月2日到北京。调查圆满收官。
图10：桑耶寺兴佛证盟碑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这回调查历时五个月，足迹遍布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的多处寺院、城堡、墓葬群，行程数万里，海拔普遍在3500-4500米之间。交通工具杂得很，车、船、马都得用，有些地方干脆只能徒步。每人手里一部照相机，宿先生拿的是徕卡，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画了大量平面、剖面、立面图和文物速写。那时候条件苦、时间紧，没法拿尺子一个个量，全靠步测和目测，但结构准、比例对，数据也“八九不离十”[9]，先生治学的严谨和田野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图11：宿白先生速写的大昭寺中心佛殿廊柱正、侧面示意图（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图12：宿白先生绘制的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第一层至第九层平面示意图（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邀请，二度进藏。这次他在拉萨待了12天[10]，又去山南补充调查了桑耶寺等地。去日喀则时因为时间紧、逢阴雨，只在年楚河畔的日喀则市和江孜县停了4天[11]。经历文革破坏和地方重修，很多地点的面貌跟1959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三、研究
1959年调查收尾后，宿白先生把材料交到了国家文物局，照片资料也在内。“调查日记原为当时撰写工作汇报而作，汇报讫，即搁置箱底”[12]，并没马上着手研究西藏文物调查资料。不过，他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倒是由此拉开序幕，《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13]和《居庸关过街塔考稿》[14]这两篇文章都写于“文革”前。“当时，从西藏归来不久，颇有以藏地的新知，整理京畿之旧闻的设想，所以，那两篇以注释碑文为主的文章，实际应是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后的习作文字。”[15]
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文革”冲击，西藏的寺院、文物遭了不少罪。比如以刊印藏文大藏经出名的那塘寺，文革期间印经院被拆，殿内所有文物，包括珍贵的全部经板都散失了。正因如此，1959年留下的图文记录和照片，成了再也找不回来的宝贝。
1988年宿先生第二次进藏后，关心西藏文物的同志们提了建议，希望他把两次调查的日记整理出来，供追查文物、重修建制时参考。再加上过了三十年积累，不管是西藏文物的调查资料，还是藏传佛教研究汉译本的出版数量都增加了，给宿先生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便利。“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的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可资补缀；许多重要藏文史籍也刊布了汉文译本，更可据以考订。因此，不揣浅陋，自1988年底开始描图、编写（指《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1989年6月大体撰竣。”[16]
图13：1996年版《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书影
1996年10月，《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这部书问世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还没出现第二部关于西藏历史时期遗迹的整体性考古研究成果。难在哪？一是青藏高原环境恶劣，田野考古极具挑战性，基础资料不好拿；二是藏文文献体量巨大，比起汉文文献更难读、更不好检索查证；三是想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对遗迹做分期分区研究，学者得具备过硬的学术能力和长期的研究积淀。所以，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不仅给藏学研究留了一座极珍贵的知识宝库，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真学问是从不畏艰险和持之以恒中熬出来的。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主体内容按大区域分成三部分组织撰写。这三部分动笔时间不同，写法上也各有千秋。
第一部分聚焦西藏寺院的调查与研究。主要包括拉萨、山南、日喀则三个地区的调查记，外加《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等，共九个题目。调查记的核心素材来自1959、1988两年实地调查所得，《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则是1988年出版的《古格王国建筑遗址》[17]、1991年出版的《古格故城》[18]两书的读后记，写成于1994年，文中根据上述两书记录的寺院殿堂试作了初步的编年探索。
基于对各地区主要寺院的掌握，宿先生写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一文。这主要是对调查记中有关建筑年代问题的小结，草稿完成于1989年10月，1992年重写了一遍。《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写完，《试论》又得改动，一直到1994年底才定稿[19]。该稿依据平面布局和一种常见的建筑构件——柱头托木的变化，将大约7世纪至20世纪的西藏寺庙殿堂分为五期，第五期又分了前、后两段。学术界对《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评价极高，这是因为分区、分期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其他研究的基础。面对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怎么区分它们的传说年代、始建年代和维修年代，宿白先生找到了关键的一把钥匙。
图1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目录
第二部分是甘青宁以及内蒙等地藏传寺院的调查与研究。关于藏传佛教向北传播的路径，宿先生总结道：“首及青海，自青海再行扩展，其主要通道有五路：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走临夏、永靖，东抵兰州。以上五路又都可北去内蒙古、东进中原，后两路还可经由宁夏。因此，当此五路要冲的敦煌、安西、张掖、武威、乐都、永登等地，都存有较早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其遗迹。”[20]对于这些地区的遗迹，书中主要侧重明末以前的兴建。宿先生希望通过对上述地区藏传佛教遗迹的介绍与分析，“补充一点在西藏本地与中原遗迹之间应有的必然联系”[21]。
第三部分是内地藏传佛教遗迹的调查与研究。书中辑录了蒙元时期在大都修建的两处佛塔史料，还有对南宋旧都临安一些元代遗迹的初步考察。宿先生指出，“按蒙元一代，内地兴建藏传佛教寺塔成风，大都、杭州两地尤甚；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蒙元贵族间，故元明易代之际，其建置多遭摧毁，但参考文献对照遗址，规模较大的寺塔踪迹尚有可访求者，如近年对北京居庸关永明寺、白石桥附近的大护国仁王寺和杭州西湖南山南宋故内五寺等遗迹的勘查，俱获有可喜线索即是例证。”[22]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问世，让此前零散的、局部性的调查或研究得以统合，从遗迹现象出发，进而实现分期研究与历史背景研究，首次确立了西藏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根基。罗炤先生称此书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我们说《藏寺考古》一书奠定了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基础，首要的着眼点，就是因为它第一次严肃地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23]宿先生也曾在采访中提及，“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24]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第二、第三部分，说明宿白先生在考虑藏传佛教的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藏区的佛教传播，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去加以思考的。
研究藏传佛教遗迹，语言不通是个大坎儿。宿白先生不懂藏文，所以在西藏实地调查遇到藏文问题时，主要靠别的学者翻译。“予不谙藏文，1959年记录多凭当时正在拉萨校订《藏汉大辞典》之祝维汉先生和与我们同时调查西藏文物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忠先生的译释。”[25]王忠先生曾帮宿白先生翻译过不少藏文文献，比如：“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三层有古乐器贮藏库，内藏各种鼓和三弦、六弦、八弦胡琴以及面具等，其中一兽首曲颈胡琴琴箱内贴有藏文签条，同行王忠兄汉译云：原为噶玛巴物。因知噶玛噶举文物后入噶丹颇章并不限于文书一种。”[26]此外，宿先生文章中引用的一些汉译藏文文献，例如色拉寺藏至善大慈法王大幅缂丝上的藏文题记[27]、昌珠寺藏木刻本《约茹昌珠寺史》[28]、夏鲁寺藏抄本《夏鲁寺史》[29]等，均由王忠先生译出。
宿先生的研究中涉及大量历史背景与寺院沿革的考据，并将书中引用的藏文汉译本文献列成《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方便学者检索。如宿先生所言，“这些译本既多近年新译，印刷单位又遍布各地，搜求不易”[30]。据1959年调查的领队王毅先生所言：“在西藏，我们除去只有一本王沂暖所译的《西藏王统记》以外，再也没有找到一本完整的、系统的历史记载，或类似的藏文书籍，可做为研究参考之用。”[31]宿先生也曾提到：“1991年4月，调查武威白塔寺时，即听说甘南拉卜楞寺高僧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多麦教法史》已有汉译本，但遍觅不得。1994年5月，再去河西，兰州大学杜斗城同志告我：该书系青海师范大学吴均等同志汉译，译名《安多政教史》，1989年已于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托他设法商购，迄无回讯，盖此类书籍印数较少，出版日久，即不易寻求。1995年底，不意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宝玺同志烦人将吴译本带来北大，长期企望的浩瀚巨作，一朝竟备案头，百朋之锡何以此！”[32]后来，宿先生将《安多政教史》中有关张掖马蹄寺、武威白塔寺、武威海藏寺、武威亥母洞、连城大通寺的记录作为后记，附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末尾。
不仅是藏文资料，即使是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当时也是不易获得的。宿白先生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的部分明代文书》一文的校后记中写道：“排版初校时，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