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远
中国画《说红书》，作者方增先。
20世纪堪称中国人物画变革最剧烈、成果也最丰厚的阶段。不仅创作队伍庞大，作品在数量、质量上显著提升，各类学术展览与交流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加。作为美术史脉络里的关键一环，如何如实呈现并深入书写这段历史，已成为一项亟待攻克的重点课题。
要把这件事做好，绝非易事。回顾画史，对于年代久远的早期绘画研究，往往因为时间沉淀充分，容易形成连贯且公允的定论。相反，距离当下较近、思想活跃、形式多元的历史时期，因缺乏足够的沉淀且处于动态变化中，把控起来难度极大，这便成了美术史研究的短板。此前，关于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研究虽有零星著作，但多局限于专题或阶段性的探讨，鲜见一部能贯通整个世纪、兼顾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系统性专著。裔萼新近再版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历经7年，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作品追踪以及画家个案访谈，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治史手法与论史方法启示。
传统的人物画史写作，常以朝代更替为经线，名家名作为纬线，编织出风格演进的图谱。这种写法虽条理清晰，却易陷入两难：一是将复杂历史简化为风格的线性替代，二是将人物画窄化为笔墨语言的流变。事实上，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演进并非通向某种既定“现代”形态的单行道，而是一场围绕“如何以图像回应现代中国之变”展开的多声部对话。因此，研究重点不应仅停留在风格革新，更要关注画家在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回应、价值抉择及身份重构。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突破之处，在于未将“现代性”视为生硬标签，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范畴，构建出一个充满张力的讨论场域。作者并未回避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画家与作品，反而视其为理解主流叙事形成的关键参照。例如，书中对民国时期坚守传统文人路径画家的细致剖析，并非出于怀旧式的补遗，而是借此揭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现代性”生成于传承与变革、守成与开新之间的拉扯之中。这一策略打破了“进步史观”的单一维度，还原了历史图景的复杂与真实。
视野开阔的史料运用，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拓新。除常规的美术作品与文献外，书中广泛征引近现代报刊、展览评论、美育文件乃至画家书信日记，将这些以往被视为“边角料”的资料转化为解读艺术语境的关键证据，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感。这种“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的双向互动，构建了厚实且富有层次的史料肌理。借助这些“边角料”，《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重新评估了多位在既往书写中边缘化的画家。这并非刻意翻案，而是基于对作品的细读与史料的重勘。这些个案证明，“风格史的演进”与“社会史的变迁”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并非纯粹的审美自律之物，而是特定历史境遇下主体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一观点为长期困扰学界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难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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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治史手法决定了研究的基本格局，论史方法则关乎论述的说服力。优秀的美术史研究，应是审美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为例，作者始终将形式分析视为意义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在对蒋兆和《流民图》的解读中，并未止步于水墨写实技法的技术性阐释，而是深入剖析画家如何通过人物表情的细微刻画、个体间疏密关系的处理，传达出一种“无声的呐喊”。技法分析在此成为通往历史情境的桥梁，作品的形式语言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
面对20世纪多元并存的画派格局，开展多向度比较研究，既能厘清艺术发展脉络，也有益于在意象并置中拓展认知维度。如在讨论“新浙派”人物画时，既将其置于与“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的横向比照中，又将其放入文人画传统与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纵向源流里，使地域画风的特点在比较中愈发清晰。
保持对“话语权力”的敏锐省察，是许多学者易忽视的一环。相较于鲜明地陈述个人观点，我认为以审慎、节制的表述，将个人学术观点、判别标准与作品及其历史背景结合，给出分寸得当的评说，并充分呈现史料素材，留给读者判断空间，才是治史应有的态度。同时，研究者不仅要追问画家画了什么、怎么画，更要追问为何某些题材和风格在特定时期被推崇，而另一些被边缘化。这种带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自觉追问，能使美术史研究超越单纯的艺术鉴赏评判，不仅成就一部艺术风格史，更形成一部关于人物画如何被观看、被评判、被塑造的观念史。
能否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客观、系统、深刻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撰史者学术勇气、眼光、基本功及治史态度的考验。《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以宏阔视野驾驭纷繁史料，以精辟解析照亮幽微形式，更以深切的现实关怀赋予历史当代意义。此书为今天学者书写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本。它证明：艺术史研究既不能退守为纯形式的风格鉴赏，也不能简化为社会史的插图式注解，而必须在审美自律与社会回应之间保持理性的辩证眼光。
如今，当我们再度探讨“中国人物画如何回应时代”这一命题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所梳理的成功与挫折、突破与困境，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参照。其中，对“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的冷静剖析，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史料钩沉到史观构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入，期待更多学者以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锋芒的著述，为该领域开辟新境。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