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一组蜡像场景还原了法庭上的一幕。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战犯在学习会上交流心得 受访者供图
今年适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也迈入70周年的历史节点。走进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南都记者目睹了一组复原的蜡像场景：审判席前，中国司法工作者身姿挺拔、神情肃穆；而被告席上的日本被告人，有的深深躬身，有的垂首默立。这一幕在二战后的各类审判中颇为罕见，它既不同于纽伦堡审判，也与东京审判中被告人的傲慢姿态形成强烈反差，却真实定格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1956年6月至7月间，最高人民法院对45名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正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本土土地上，由本国法官主导，首次排除任何外部干扰开展的独立正义审判。45名被告全部认罪，其中有人痛哭流涕向中国人民谢罪，有人当庭宣誓余生致力于反战事业……被告人的认罪与忏悔，折射出新中国审判的一个鲜明特征：不局限于单一的惩戒，更重视对战犯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改造。
这一创新实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阿克塞尔·费歇尔（Axel Fischer）向南都记者表示，中方对在华羁押的日本战犯采取了“教育为主”的策略。这些战犯获释返回日本后，许多人率先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这一现象令他印象深刻。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则向南都记者指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既肯定了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深入反思了如何突破其局限性。“不只是（对罪犯）定罪量刑、施以惩处，还要让人真正认识到这样的战争不该发生，要从思想层面、从人性的根源真正反省、做出改变……它在当下的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确认，让全世界共享。”
新中国审判为何获赞？
我国专门组建东北工作团，组织成员学习审讯学、国际公法等知识，法学家给予专业法律指导。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距日本侵华起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仅数公里，是现存唯一的新中国审判旧址。这座二层小楼采用斜檐闷顶设计，透着中式建筑的庄严与郑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近千名日本战犯被移交至中国，另有部分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境内被捕的战犯，此前未被军事法庭惩处。
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彻底清算这些战争责任者。这既是近代以来饱受侵略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国家民族尊严的宣示，也是对遇难同胞及革命烈士的最好告慰。
彼时的新中国，在审讯外籍罪犯方面经验尚浅。依法审判该如何推进？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研究馆员孟悦向南都记者介绍，为此，我国专门组建了东北工作团。成员们在北京接受系统的业务集训，学习审讯学、国际公法等专业知识，并由法学家提供专业法律指导，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尽管准备充分，侦讯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
孟悦举例称，这批战犯涉及的系统众多、犯罪地域广泛，且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数年，语言不通等障碍依然存在。面对困境，东北工作团采取罪行分级策略，执行“抗拒从严、认罪从宽”政策，动员战犯认罪检举；同时，内查人员细致清查日伪残留档案、图书报刊等物证书证，外调人员分赴多省市走访案件当事人和知情者，搜集一手资料。所有证人证言均需相关人员签名盖章，战犯的揭发材料也必须与其他证据交叉核实一致后方可采信，以此杜绝“杜撰”或“诬陷”。
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月至7月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分别开庭审理。
其中，36名日本战犯在沈阳受审，包括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前日本关东军731部队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等人。他们背负着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制造细菌武器、通过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等累累罪行。
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国内外高度关注：这次审判席上全是中国人，他们将如何裁决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罪犯？
第一案被告人藤田茂在战犯中颇具威信。遵循国际法准则，法庭为其配备辩护律师并保障其自行辩护权，但这名昔日的“鬼将军”对罪行供认不讳，当庭忏悔道：“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侵略战争，绝对不允许再度发生。”随后，类似情形在庭审中反复出现，所有被告人均当庭认罪。历史影像显示，有的战犯甚至在受审时痛哭、下跪，请求中国人民对其处以极刑。
1956年7月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宣判。中国秉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原则，对受审战犯最高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这种公正、严肃却又极为宽大的判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惩其罪，救其人”
管理所制定“不准打骂战犯”等工作纪律，通过组织战犯学习相关理论、了解国际形势，让他们逐步认清侵略战争本质。
理解此次特殊审判，需追溯其“前情”。
今年5月，南都记者来到位于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多数受审战犯在正式起诉前，曾在此接受近6年的教育改造。
步入管理所大门，一群悠闲的白鸽迎接来客。阳光洒在战犯曾居住的监室，使其显得透亮。医务室、理发室、供战犯开展文化活动的“俱乐部”等设施虽朴素却齐备。室外，一座由日本战犯自行设计修建的露天舞台，至今仍保留着美丽的雕花装饰；一旁面积不小的花窖附近，可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押期间参与建造的园林景观。
1950年7月18日，在边境绥芬河车站，969名战犯依次从货车改装成的“闷罐”囚车走下，登上宽敞清洁的旅客列车，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初入所时，许多战犯并无悔罪之意，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讲解员陈秋宇向南都记者介绍，日本战犯入所的第二天便爆发了一场“闹监”风波。
有人发现墙上张贴的条例中有“战犯”二字，狂怒喊道：“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其他人纷纷附和，甚至撕下条例用脚踩踏。一些战犯每天列队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吃饭前双手合十祈祷“国运长久”……种种在中国人看来猖狂的表现，令管理所部分工作人员产生抵触情绪。
面对此景，管理所为管教人员确立了“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的原则，严明“不准打骂战犯，不准侮辱战犯人格，不准损坏、丢失战犯的财物”等工作纪律；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战犯学习相关理论、法规，了解国际形势与社会发展，引导他们逐步认清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
对这些战犯，管教人员既不以暴制暴，也不一味纵容，有时堪称“斗智斗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员刘家常等人撰写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纪事》一书中，收录了大量此类细节。
例如，与顽固罪犯就国际法展开“舌战”，激辩日本二战战败原因；在校级以下职级战犯中开展“忆苦思罪”活动，引导他们“把心里的脏东西吐出来”、“坦白是从黑暗转向光明之路”；满足出身贫困家庭的日本战犯学习知识、阅读报刊的愿望，支持战犯自行建立“学委会”……
直面过往、“恢复做人的良心”并非易事。起初，战犯撰写坦白书时避重就轻，常以“服从上级命令、不得已而为之”自我开脱。后来他们才意识到，站在被害者角度，此类辩解站不住脚，因为真正的无辜者是那些被他们残忍杀害的平民和战俘。
战犯们逐渐明白，侵略战争不仅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战争发起国的民众造成巨大痛苦。许多日本士兵入伍前也曾过着平凡生活，却被军国主义异化为“战争机器”。
《抚顺战犯管理所纪事》记载，1954年夏天，“学委会”广泛组织在押战犯创排话剧。有回忆他们如何背井离乡、走向侵略战争的《送子出征》，有暴露他们如何残酷杀害中国人的《永远的声音》，还有诉说侵略战争给日本人带来悲剧的《马子之歌》……
在这些话剧中，有的战犯扮演过去的自己，有的身份互换，扮演受残害的中国人。书中写道，他们演给自己看，“就如同拿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内心情感不知不觉站到被害者一边，“而憎恨起那个杀人恶魔军曹”。这种思想转变，成为后来中方决定宽大处理的原因之一。
1956年，除45名战时职级较高、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必须接受公开审判外，其余已在抚顺或太原关押多年、改造表现良好的战犯均免予起诉，分批返回日本。
至1964年，曾被判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也全部获释归国。
“抚顺奇迹”的启示
“不只是（对罪犯）定罪量刑、施以惩处，还要从思想层面、从人性的根源真正反省、做出改变。”
陈秋宇告诉南都记者，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作为陈列馆向公众开放以来，许多参观者会提出同样的疑问：那些被宽赦的日本战犯，真的改造好了吗？
对此，日本战犯回国后组建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回应，有力驳斥了日本国内所谓“战犯被迫忏悔”的流言。
“中归联”成立之初，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卷土重来。曾在东京审判时期被捕入狱、最终逃脱刑罚的岸信介，于1957年就任日本首相，其内阁起用了多名日本战犯，被讽称为“战犯内阁”。“中归联”成员顶着巨大压力甚至生命威胁，在日本进行反战演讲，持续出版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反省战争责任的会刊和著作，告诫下一代勿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
“中归联”首任会长由藤田茂担任。他确如1956年出庭受审时所言，终其一生呼吁和平，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上世纪80年代，“中归联”会员自愿集资，在他们的“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立起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南都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时隔多年，碑上铭刻的誓言依然清晰：“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
随着“中归联”成员相继老去、离世，他们的后人以及受其影响的日本年青一代，组建了“抚顺奇迹继承会”，接力守护这段历史记忆，为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也展出了与“抚顺奇迹继承会”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和活动照片。这份超越国别、跨越仇恨的和平共识，如今看来愈显珍贵。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已过去整整70年，但这一司法实践及其背后教育改造战犯的创新举措，仍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目光。
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阿克塞尔·费歇尔向南都记者表示，上世纪50年代，中方对在华羁押的日本战犯采用“教育为主”的处理方式。这些战犯获释回日后，许多人率先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成为日本国内一场重要运动的一部分，这令他印象深刻。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对归国日本战犯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他指出，东京审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留下诸多待解问题。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既看到了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深入思考如何打破其局限、铲除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不只是（对罪犯）定罪量刑、施以惩处，还要让人真正认识到这样的战争不该发生，要从思想层面、从人性的根源真正反省、做出改变。”
石田隆至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场审判的意义值得我们重新确认，让全世界共享。
《重返二战审判地标》专题报道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发自沈阳、抚顺、上海
摄影:南都记者 侯婧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