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自1900年重见天日，其后的卷帙流散便成了一笔糊涂账。这其中既有外国探险家的明抢暗偷，也有政府官员的公然索要，更有中间商人的低买高卖。在上世纪上半叶，李德贻、陈万里、张大千等人辗转甘肃各地，亲眼见证了这些经卷在民间的漂泊轨迹。
兰州兰山市场曾有一铺云，手里攥着长达丈二的敦煌经卷，开价400元却迟迟不肯出手；张掖王府街的古玩铺里虽有几卷经书，因标价太高没买成，陈万里转而去了南街邮局，从一个小摊上淘到了两小册；至于敦煌本地，传闻某位绅士手中持有唐褚遂良手书的经卷，甚至愿意转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敦煌遗书散落甘肃各地。有个敦煌县令，曾将经卷装了六七箱，粗略估算有七八百卷。他卸任后靠卖经卷维生，去世后家人也沿袭此业。直到上世纪30年代，据说这户人家还剩下一百多个经卷。此时距发现藏经洞已过去30年，可见流失之广。
甘肃督军张广建一人便掠走七八百个卷子。仅流散至日本三井家族的藏品，就有112件之多。
私人收藏中数量可观的要数许承尧。许承尧字际唐，室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籍贯徽州府歙县。他随甘肃督军张广建任职，历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及省政务厅长等职。据传他私藏卷子多达一千多个。
有人估计，当时省城内大小官员与古玩店手中的敦煌经卷总数高达8000卷。也有观点认为这个数字偏大，因为部分人为了充数，将长卷切割分售。尽管未必达到8000多卷，但三四千卷的数量级应是存在的。
民间流通的经卷来源复杂，质量参差，价格各异。1909年李德贻在安西（今瓜州）时，恰逢西北大旱，民生凋敝，粮食极度匮乏。那时经卷无人问津，两个馒头就能换得一张。
1925年4月5日，陈万里抵达兰州，在市场上瞥见了若干经卷。其中一卷长达丈二，标价400大洋，确实不菲。
国宝的命运往往折射国家兴衰，大量经卷的流散，正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缩影。本文故事源自长期致力于写经书法研习、热爱敦煌藏经的朋友赵澎涛先生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