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之于君子，向来是修心养性的关键时节。《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有言，此时君子“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天地开阔，林木深邃，百草丰茂，以更高远的视角审视万物生机，胸怀自然为之宽广。这描绘的是北方夏季的图景，确切地说，是《礼记》诞生地——中原地区的夏。
那同一时期的南方人如何度夏？据中华史志奇书《越绝书》记载：“勾践之出入也……休谋石室，食于冰厨。”书中还提到，“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南方贵族便已建造了“石室”“冰厨”这类具备纳凉功能的避暑空间。这是最为务实的手段。当然，亦有极尽浪漫的法子。张岱在《陶庵梦忆》的《庞公池》一篇中（该文位于绍兴古城西园），记录了他泛舟度夏的风雅举动：“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
上海的夏天，既无北方的“天地宏阔”，也不似南方的“舟中看月”，倒像是遗传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务实基因，只是这种享受逐渐走向平民化，乃至后来一度沦为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冰镇绿豆汤”。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上海夏天究竟是何模样，或许千人千面，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能感慨万千，略述其一斑。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并不显著，全国普遍高温。但在北方，只要身处阳光照不到的阴影里，便有习习凉风拂面；而在上海，一旦离开空调，便会热得无处遁形、无计可施。即便漫步在梧桐浓荫遮天蔽日的衡复风貌区，日益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你如陷泥足，置身郊外似火的骄阳之下。若再叠加湿漉漉的黄梅天，空气中那层浓得化不开的溽滞与黏腻，定会瞬间勾起你“其境不可留、此城无可恋”的念头。上海人苦“夏”久矣！
自上海建立气象记录以来，高温天气最多的年份当属1934年。这一年，上海以55天的高温纪录，创下了百年上海滩的最高峰。当年最热的7月12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如此描述：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当年的酷热，不仅让大文豪鲁迅彻夜难眠、心烦意乱，更酿成旱灾，导致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中，《大上海的热景》一文开篇写道：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居高不下而降雨极少，7月12日，更是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40.2℃。持续干旱致使全国赤地千里，翻开当年的报章，“大旱”“米价飞涨”等报道连篇累牍。因极度干旱，上海还举办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的夏季炎热，几乎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湿热”。好不容易熬到姗姗来迟的秋天，热度也迟迟不肯“退烧”。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张爱玲借友人炎樱之口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的空气裹挟着旧式公寓的木香、蕾丝窗纱的影子以及打字机的敲击声，在闷热中凝滞成一首无声的挽歌。她的夏天，定是旗袍贴背时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里无人可诉的孤寂。
上海人普遍苦夏，但似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闻人杜月笙。据说在三伏酷暑之中，杜月笙依然长衫马褂，衣冠楚楚。有人劝他：“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曾私下劝说道：“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对此，杜月笙笑着解释他的“熬热”之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佣人，多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必进一步裸着上体。如果我穿上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我这里当然算不上名流大宅，但我的佣人多，往来的朋友上、中、下三等都有。如果全屋子都是些穿短裤的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变成大混堂了？因此，我杜月笙只能熬着热，冒着汗，受着这点不大不小的罪。”
虽然炎热天气不尽如人意，但若细细品味前人记“热”之作，倒也自有春秋冬三季不及的妙处。当年鲁迅可以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着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有钱人可以赶“海滨浴场”，可以享受公园下午茶，可以聆听草地音乐会；没钱人可以“井水泡西瓜”，可以在弄堂里“噶三湖”，甚至可以光腚“乘风凉”。至于被称作“最懂生活的男人”的林语堂，更是别有谐趣地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会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产生影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主张，气候、环境与人类的性情、健康密切相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了气候对法律、道德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勇武与直率，炎热带来柔弱与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推论“炎热地区具有灵敏器官的人的心灵，容易被一切与两性愉悦有关的事情触动；他们的男女情爱，可由任何一件事勾起”。孟氏的发现或许有其道理，但其后的推论则显得有些过度。比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也不过诞生了一部隐喻着“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东方式暧昧”——《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心境”的产物。有道是，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且能自得其乐，何况今天身处环境卫生清洁、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各种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也游不完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最妙的是，我们还有着或环绕四壁或溢满网盘的古人无法比拟的闲书与文娱，既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佳片有约”。
进可驱长车，偕妻儿，访名山胜水，赏尽长三角美景美酒与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观闲书旧画新片，馋了，则“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仰慕古人好闲书喜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的方式千千万，享乐的花样万万千，似乎仍抵不过陶渊明的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浮想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