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曾描绘过一种境界：“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时，音乐便成了最自然的选择，它拥有跨越话语局限、突破经验边界的巨大能量。孔子在聆听《韶》乐后曾由衷赞叹：“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视线转向遥远的西方，古希腊语中的“音乐”一词源于缪斯的艺术，特指配乐舞蹈与诗歌的结合。在《荷马史诗》里，那些战功彪炳的英雄将音乐视为神赐的天启，“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尊重，深怀敬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相信音乐蕴藏着崇高的力量，它能触动思想、激荡情感、抚慰心灵。那么，在漫长的人类演进历程中，这种重要的情感载体和艺术形式，是如何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实现互通融汇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马克·海吉勒教授撰写、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翻译的《走向全球音乐史》，正是对这一宏大命题的深度剖析。
《走向全球音乐史》，[美]马克·海吉勒 著，毕明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
音乐的起源究竟为何？至今学界尚无定论。古老的神话传说或重要典籍试图给出答案：有的认为音乐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有的主张音乐是情感的宣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还有的指出音乐诞生于劳动协作，“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说法众多，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已成共识：自文明萌芽之日起，音乐便已存在。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音乐的发展轨迹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交织。换言之，这部“走向全球”的音乐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来自全球”的音乐史。
正因为如此，音乐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哲学的具象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东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理念在音符间得以呈现。毕达哥拉斯曾说：“音乐是最高形式的哲学。”当我们沉浸于旋律之中，实则是在倾听一个宏大的哲学世界。音乐同样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能培养“对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因为“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它具有培植美德、净化心灵的功效。此外，不可忽视的是音乐的社会属性。每个历史时期的音乐，都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镜像。透过音乐，社会、历史、文化与实践奇迹般地交汇。本书作者指出：“理论、实践、感性和哲学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自古就已成为检验人类音乐选择的共同标准。这一特点跨越时空，通过音乐在宗教、劳作、娱乐和审美等多重语境下的功能而增强，纵观欧亚大陆诸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停止在歌唱舞蹈中汲取智慧，也从未停止借此传承文明。
“飞天”演奏早期琵琶图（克孜尔石窟壁画）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不同文明持续交汇，音乐的影响力愈发显著。我们或许听不懂异文化的语言，却能迅速捕捉到其他文化中的音符与旋律。从不同的乐曲中，我们能感受到相同的阴晴圆缺、起承转合，体会到同样的眷恋不舍与岁月永恒。正是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促使不同民族渴望跨越山海阻隔，寻找让生命不再孤独的文化回音。
走向世界的音乐：三次重大交汇
于是，音乐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重大的交汇时刻。第一次交汇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这是东西方相互眺望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希腊衰落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崛起。罗马人全盘吸收了希腊文化，其音乐传统也“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罗马继承”。因此，希腊传统得以延续壮大，并与其他文明保持密切往来。与此同时，在中国，历经周王朝礼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及秦汉大一统，音乐文化已相当发达。音乐作为“道法自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宫廷音乐与民风音乐均受重视；“五度音程”理论确立，笙、笛、响板、琴、瑟等传统乐器已然出现。彼时，世界的两大文明中心——罗马与中国，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音乐艺术体系。文明的相遇只是时间问题。公元前139年、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将丝路音乐引入中国。《晋书·乐志》记载：“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据此改编为“乘舆”，用作鼓舞士气的军乐，“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互动，极大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繁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笳、箜篌、胡角、羌笛等西域乐器陆续传入，细细密密地织入本土文化肌理。关山大漠，驼铃声声，丝路沿线的大小驿站、州府及民族，奏响了同一种慨然之声。东西方音乐文化实现了首次大规模汇合。
第二次交汇发生在公元7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这段时期在传统上被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实际上，正是多种文明的交融，塑造了今天的欧洲文化。作者指出，这次重大文化交汇“本质上是在向西运动的力量推动下形成的”，“这一力量从中亚一路进发至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形成种种深广的文化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抵达欧洲，并在欧洲形成新的交汇”。阿拉伯、非洲和亚洲音乐在韵律、节奏、曲式等方面共同影响了西欧音乐的诞生与成熟。这是音乐交流史乃至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篇章，不仅促进了音乐文化的融通，更为当今全球音乐格局奠定了基础。
来自《阿兹卡提特兰手抄本》，约1550年，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木鼓和乌艾乌艾特尔皮鼓。
第三次交汇始于哥伦布航海之后，时间大约在1500年到1920年，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在新大陆，欧洲、非洲和原住民音乐交汇融合，结出丰硕成果。欧洲带来了独特的演奏演唱风格、宏大的曲式结构、调式音乐和复调音乐，旨在发挥“教化”作用；非洲音乐擅长以精微方式处理节奏，形成绵延流转的律动；美洲原住民打击乐器丰富，音乐以单声旋律为主，蕴含深厚文化内涵。多种音乐艺术汇流共生，逐渐催生了古巴颂乐、墨西哥颂乐等体裁，演化出现代马林巴、美洲吉他等乐器，构筑出新奇丰富的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音乐史中绚丽的一章。“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音乐融合现象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系全球音乐史前所未见，这无疑是大西洋文化的汇聚和新世界农业、技术、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音乐史：新的概念范式
进入20世纪，技术、商业、交通蓬勃发展，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音乐也以更快速度走向全球化。“美国的非洲-欧洲音乐基因最终超越了各自母胚，演化为一个能量巨大且异彩纷呈的复合体”。多元文化脉流在美国汇聚，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蓝调音乐成型最早，是融合的先驱，以“扎根于美国南方沃土的个人情感”为基调，被视为美国标志及所有流行音乐的基础。爵士乐诞生于新奥尔良，融合了欧洲与非洲音乐元素，以即兴创作、“摇摆”节奏、复杂和声及旋律为特色，具备独特艺术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蓝调、乡村音乐、南方音乐逐渐汇流成摇滚乐。多元文化的融合使摇滚乐成为跨文化音乐表达的经典范式，一时风靡全球，涌现出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林肯公园等世界级乐团。流行音乐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美国本土文化的持续生长，以及“全球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嘻哈音乐、说唱音乐和南亚的邦戈拉音乐等流行一时。2000年，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创办“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丝绸之路合奏团由此成立，成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演奏融合了笙、琵琶、二胡、班卓琴、塔布拉鼓等多种民族乐器。当动人旋律响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神奇地汇流在一起。这样的音乐融合故事正在全世界持续上演。
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为音乐全球化的书写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首先改变了聆听习惯，继而重塑了生产方式与创作风格，并激发了新的音乐美学思想。“技术已经成为人类音乐表演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观众期待着与音乐家面对面地互动，在更为个人化的情景下，体会超真实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流行音乐演出中，现场演唱者通常会与预先录制好的音乐做混合呈现。”技术的深度介入成就了音乐的多元呈现：“采样”赋予音乐历史感与现场感；嘻哈与说唱是技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形式；回响音乐源于对现有曲目的大量混音；陷阱音乐由合成打击乐与持续弦乐线条混合而成；故障嘻哈以电子脉冲特效为特点；“未来贝斯”是以合成器为主导的电子音乐，情感细腻、旋律明快……技术不仅是音乐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更重新塑造了创作构想，成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独属于20世纪的音乐文化景观。
美国内战士兵和黑人乐手
综上所述，新世纪的曙光带来了音乐的新范式：全球音乐史——这是一种“随着当代全球迅猛变化、人类音乐文化持续转型而产生的新概念范式”。在全球交流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曾经属于单一民族或文化的音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为崭新形态。流行音乐的发展、不同族群音乐家的成功、艺术音乐与商业音乐的交汇，生动展现了新时期音乐与多元文化构成的旖旎织锦。同时，新技术对音乐定位、风格发展及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我们跟随作者穿越时空遨游音乐史，会发现音乐早已陪伴无数代人，浸润至每种文化的肌理，帮助许多民族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既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创作、谱曲、歌唱，也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聆听、欣赏、应和。全球音乐的发展、演变、传承、流转，最终指向更宏大的人类学问题：音乐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苍远悠然的古琴、一清如水的竖琴、激昂洪亮的号角、悠扬婉转的风笛、叮叮咚咚的琵琶，如何陪伴人类穿越时间洪流，又将把世界带往何方？或许，李叔同先生的诗句是一个美好的回答：“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