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行整整二十天，日子过得并不紧凑。因为大家身体接连出问题，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原本计划的集体出游，或是顺道去意大利、德国逛逛的想法，只能无奈搁置。大伙儿各自为战，甚至有不少时间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起初我挺担心，怕真出什么意外，后来想想，或许这也是命中注定吧。直到最后几天，大家终于满血复活，趁着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们照旧去了包德旺旧货市场。
这地方离住处不过一公里出头，清晨起床后，人们便陆陆续续涌入其中。
我们对这里早已熟稔于心。自去年起，每次来巴黎，至少得逛上两回，不少摊主都混了个脸熟。如今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大多还是以前见过的那些人。
当地华人朋友曾提起，十年前这里的中国人寥寥无几。那时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古旧物件 plentiful（丰富），价格亲民，捡漏极易。后来，在法国的中国人发现了这块宝地并上传网络，国人逐渐增多。起初只是出于好奇，买来心仪之物；随后有人嗅到商机，将其带回国内销售。甚至有人在国内开设古董杂项店，专门来这里进货。
紧接着，国内的一些玩家和商家也盯上了这里。他们直接飞赴法国淘货，有的长期驻扎，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穿梭于各个旧货市场，通过物流发货或亲自背回售卖。利润相当可观，曾有几十欧元购入的瓶子，回国后卖出几万乃至数十万元先例。
再往后，更多中国人意识到了其中的经济价值。利用休息时间碰运气，有的直接买断，有的做直播，导致出发时间越来越早，彼此间的争抢与碰撞也随之发生。部分人开始寻求合作，三五成群组团购买。
这种抱团的好处在于，面对一件物品时不再恶性争抢，便于砍价。无论最终盈亏，都能风险共担，避免吃大亏。毕竟有些古董，尤其是瓷器，风险极高。许多人缺乏足够的古玩知识，极易走眼，买到假货或高价品。于是大家同舟共济，合力求财。
随着购买力增强，该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好货日渐稀少，不良商贩也开始出现。有的用假货蒙骗不懂行的老外，有的则与中国买家合作，“进货”假古玩在此贩卖。欧洲江湖的水越变越深，在法国的朋友一再叮嘱：不懂行的人别轻易下手，否则捡不到“漏”，只会交学费。
有趣的是，我们在观察他们的同时，他们也留意着我们。起初有人搭讪，想探听我们的底细和购买意向。见我们对古玩兴趣不大，只关注相机及相关物件，他们更好奇地凑过来问：“这东西有用吗？还值钱吗？”看我买了不少法文相机书，更是疑惑：“你会看法文吗？”我笑着回答：“我就看图。”
临回国前，我们去看望塞巴斯蒂安先生，转眼相识已有一年。
去年六月，我们顺着网络搜索的地址找上门，与他结识，并在店里购置了些物件。他是一位学者型相机商人，也是古董相机研究者，在法国乃至欧洲颇具知名度。他的店铺名气不小，藏品丰富，顾客不仅包括古董相机爱好者，还有多家博物馆。初到巴黎，我们首访便是他家，由此结下友谊，或许这便是缘分。
在与老塞的交往中，我获益良多，特别是欧洲古典相机的知识。他不仅学识渊博，更乐于交流，将自己所知倾囊相授，这是在其他商人处难得体验到的。因此，每次来巴黎，我必向他请教。去年十二月，我邀请他访华，从南到北探访相机收藏家，他也受到了热情款待。
此次出行，我们将他访华时我撰写的文章和照片整理成册带给他。他的家人看到这本小册子，既惊奇又欣喜。他说，这让我在家族面前“有了面子”。
其实，中国人的热情与待客之道值得称道。相较之下，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际交往较为简单，似乎少了几分人情味，这种文化差异确实显著。
最后，我与老塞确认了木牛相机的代理销售事宜，并结清账款。他表示会在网上销售，已有不少人询问，销路应该不错。我提到店里那台是我《机缘》书籍出版时的纪念机样品，他说打算留下收藏。我承诺补发相关证书、纪念卡，并将机身铭牌更换为纪念款。他十分高兴，表示要将这台相机与我的书一同陈列在店内。
在这里，我们偶遇了那天拍卖会上疯狂竞拍老镜头的两名日本人。他们在老塞这里也买了不少东西，包括镜头和相机，装满小半箱。他们说会打包好，坐飞机带回东京。这两人在东京开店，留了地址，并邀约我们去东京做客。
谈及拍卖会，老塞这次拍下了价值9万多欧元的物品，其中最贵的立体相机观片器以2.2万欧元成交。问及感受，他说这次价格偏高，主要是中国买家众多，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但整体来看，古典相机价格仍偏低，特别是那些稀少孤品，并未被大众熟知。相比当红的徕卡那种疯狂的竞拍热度，古典相机的认知度尚低，价格仍处于低位。
开玩笑说，他店里的价格是往下谈的，顾客总想省钱；而拍卖场上的价格是往上拍的，买家越争，价格越高。当时为了争口气，事后细算往往就拍高了。“有些相机我这里就有，价格也不贵，拍卖场上大家争来争去，多花了不少冤枉钱。”他说。
我笑道：“这样才刺激，有趣！”两人相视大笑。
巴黎的最后两天，行程轻松。我们参观了圣心教堂，乘船游览塞纳河，登上埃菲尔铁塔，逛了巴黎老佛爷百货，随后平安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