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敦煌的开拓与经营
◎刘进宝
战国至秦代，活跃在敦煌一带的族群主要有月氏、塞种胡以及乌孙。其中，月氏的实力最为雄厚。塞种人原本是允姓之戎，世代居住在敦煌，因为遭到月氏的逼迫驱逐，才向南翻越葱岭迁徙。因此到了秦汉交替之际，敦煌及河西走廊的其他区域，主要居住着月氏和乌孙这两支力量。
一、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建立初期，匈奴将河西地区的月氏和乌孙驱赶出去，从而占据了这片土地。匈奴不仅控制河西，还延伸至西域。他们在占领区强征赋税，更严重的是阻断了中西交通线路；同时，匈奴还与羌人结盟，直接威胁汉朝的安全。可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国力虚弱，根本无力对抗匈奴，只能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来维持局面。
▲威武 雷台祥云 摄影：姜爱平
但西汉的“和亲”并未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频频侵犯边境，杀戮劫掠百姓。“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力已经相当充裕。此前，朝廷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又通过文景二帝的削藩措施，粉碎了同姓诸侯王发动的“七国之乱”。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集团受到重创，中央集权得以大大加强。此时，西汉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去反击匈奴。武帝采纳主战派大臣的建议，正式开启了抗匈战争。
▲张掖 山丹马场 摄影：陈礼
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爆发，拉开了抗击匈奴战争的帷幕。这是西汉与匈奴关系从“和亲”转向战争的关键节点。汉军对匈奴的主要反击包括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以及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而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河西之战主要由年轻将领霍去病指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一万轻骑兵从陇西出发进行试探性进攻。他的进军路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这意味着行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人腹地与强大的西羌正面交锋，也不能靠近匈奴本部以免惊动主力陷入重围。于是，霍去病选择在匈奴统治薄弱且靠近西羌边界的结合部穿行，迅速抵达河西浑邪、休屠部驻地，实现了轻骑突袭的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春季，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向西越过焉支山，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大败敌军，斩获众多。同年夏季，汉王朝决定乘胜追击，再次进军河西，旨在彻底清除匈奴在当地的势力，掌控河西走廊，保障中西交通线。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夏天，霍去病从北地郡出发，抵达居延，随后南下攻至祁连山，俘获或斩杀匈奴三万余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再次遭受重创。
▲酒泉 钟鼓楼（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胜利，让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适宜畜牧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深远。《史记正义》引用《西河故事》记载：“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
一年之内，河西匈奴接连遭受两次打击，已显颓势。匈奴单于责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惧之下，谋划投降汉朝。他们派人联系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李息随即上报朝廷。“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此时，休屠王反悔，不愿降汉，浑邪王将其斩杀，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冲入浑邪王营地，“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将其全部部众渡河东进。匈奴投降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随后，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前往长安，汉武帝隆重接待了他，封浑邪王及其几名亲信为侯。汉政府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旧长城之外。至此，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二、设置郡县行政区
敦煌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后，为了进一步开发敦煌、保护中西交通，汉王朝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其中就包括设立敦煌郡。
关于敦煌建郡的时间，《汉书》记载并不统一。《汉书·武帝纪》提到，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到了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然而，《汉书·地理志》则称：“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敦煌 党河风情线 摄影：许永涛
自20世纪40年代起，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及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展开深入研究，但结论分歧较大。主要观点如下：(1)向达、张维华、周振鹤等先生认为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2)陈梦家先生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7、106年)；(3)吴礽骧、余尧先生认为建于元封五、六年间；(4)劳干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稍后；(5)张春树先生认为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6)黄文弼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7)方诗铭先生认为建于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前；(8)刘光华、王宗维先生主张建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我们认为，汉代在西北边塞的每一次设置，要么与重大军事行动相关，要么是交通线上的必需。例如，设酒泉郡是为了打通通往西北诸国的道路，设武威、张掖郡是为了隔断羌胡的联系。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密切相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力，“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李广利首次出兵西域，后方必有部署。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备军事转运，也有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伐宛始于太初元年，太初二年驻兵敦煌，敦煌之名也在此时出现。因此，我们推测敦煌郡的设置可能就在这一时期。
▲阳关烽燧 摄影：王斌银
加上酒泉、张掖、武威三郡，便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河西四郡”。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敦煌郡共管辖六个县：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和龙勒。当时的敦煌郡范围涵盖今敦煌市、安西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为8万平方公里。以下对这六个县的具体位置逐一说明：
敦煌县：郡治所在。位于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2沙州卫记载：“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也说：“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由此可见，现在的敦煌城位于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修建的，并非汉代的敦煌县城。
冥安县：位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因冥水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天的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调查显示，汉冥安县主要分布在冥水支流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玉门关（小方盘城 ） 摄影：李成
效谷县：敦煌遗书S.5448《敦煌录》记载：“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称：“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有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20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极有可能是汉代效谷城所在地。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辛卯侍行记》卷5引用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大致位于今安西县东四道沟一带。
广至县：位于今安西县以西约30公里处，俗名“巴州城”。《太平寰宇记》卷153记载：“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今西北。”
▲汉龙勒县遗址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的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调查显示，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北约5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现大半埋于沙丘之中。这座遗址就是唐代寿昌城故址，也是汉代龙勒县城。
待续
本文选自纪忠元、纪永元主编的《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
作者简介
刘进宝，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著有《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等；主编“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雅学堂丛书”等系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