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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彦宗
黑龙江大庆有位快递驿站老板，念及朋友情分，好心让那位 15 岁厌学少年的儿子来店里打点零工。双方没约定开工资，也不用孩子长期坐班，只想着让孩子放下手机，靠劳动磨磨心性，在流汗中体会赚钱不易，以此感化孩子一心向学。这番好意最终却被人举报，劳动监察大队认定属于使用童工，直接罚款 5000 元。几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评论区的观点也明显对立，“情有可原”与“法不容情”两种立场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
驿站老板或许懂些法律，但懂得不深，自以为是帮好友的忙，指望通过劳动改变孩子厌学的毛病。那位把孩子托付给好友的家长，想必也抱着同样的心思，做着劳动陶冶性情的梦，却没料到会遭遇劳动监察人员的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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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网友对此感到愤慨，纷纷质问是谁举报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为何劳动部门要破坏这份“善意”？至于举报人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6 条写得清清楚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劳动保障部门按照每一名童工每月 5000 元标准处罚”。在这里，5000 元是法定的固定罚金，并没有豁免或减轻罚款的条款。
除此之外，《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还规定，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使用童工而不予制止、纠正、查处，会视情节被记大过、降级、撤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禁止招用童工这条高压线，不仅对大小老板们绝对生效，就连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被套上了“紧箍咒”。
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想象接到举报后，劳动监察大队绝不敢掉以轻心。若网开一面，极可能给自己惹来大麻烦。将压力化为动力，可见这次处罚确实没什么商量余地。
有同情快递店老板的人认为，老板是在帮忙教育孩子，未发工资，监护人也同意，活儿也不重，这跟自家孩子在店里帮帮忙，性质差不多。执法部门本可以对孩子父亲进行教育，指出 5000 元罚款过重，理应予以豁免。
前面已经提到，《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并没有给这类情形留出空间，甚至一些地方已经明确将用童工排除在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之外。劳动监察大队的人比当事人更清楚法规的分量，假如不开罚单，万一被继续举报后果更难预测。干脆严格执行标准，彻底表态，或许是更稳妥的做法。
但法律法规的刚性，仍不足以让一些网友服气，不服气的根源藏在对比之中。有人说，《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里有例外条款，像文艺、体育、特种工艺等行业被特许招用童工，尽管会有附加的完善措施，但这算不算双标？既然这三个领域可以豁免，为何以“劳动磨炼意志”的善意用童工就不行？
另外，按规定，“学校、其他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培训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教育实践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不属于使用童工。”让孩子参加学校或职业机构组织的实践劳动，跟让孩子去快递店体验生活，性质差不多，后者为何就违法呢？
一些网友还联想到，对童工的管理如此严格，看似是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可社会上那么多戒网瘾特训营，对未成年人使用精神折磨，为什么却屡禁不止？送进特训营，同样是监护人同意的，为何监护人同意孩子去勤工俭学，却像做了坏事？同样是保护未成年人，不能说是“童工”就禁，说是“不良少年”就纵吧？
网友这些对比和联想，严格从法律上讲，有些可能站不住脚。大家之所以这么想，是觉得不能将善意的人情帮忙和恶意用工混为一谈，监管的精力，应该放在真正危害未成年人的事情上。店老板可以当花钱买个教训，但自己抹不开面子才帮人忙，并非主动为之，也没造成任何危害，就这样被罚了 5000 元，这口气恐怕很难捋得顺，旁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处罚有失正义。
纵观其他国家，对用童工并非一刀切禁止，对于非剥削性、有教育导向的用工，多以引导为主，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长、工种、工作环境等有明确规定。国内很多地方的执法部门，对使用童工的现象，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举官不究，大家默契地为非恶意用工情形腾出空间。
一旦被举报，刚性的法律条文便会让执法陷入尴尬。如果执法人员不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那法律有必要厘清“体验生活”与使用童工的边界，为精细化执法提供底气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