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一段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集训期间的影像资料流出，画面内容令人震惊：申思正在殴打一名未满十三岁的少年球员。视频曝光后迅速在媒体间传播，各种细节随之披露，核心争议点在于申思在收到终身禁足令后，仍以非教练身份参与青训。当年禁赛的具体缘由再次被重提，沉寂了十五六年之久的“南主席”名号也重新浮出水面。
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热度堪比阿根廷与西班牙的足球对决，看台上的声浪也如出一辙——支持阿根廷的球迷最响亮，支持申思的声音同样最嘈杂。有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幸运星俱乐部被视为江浙沪地区青训质量的标杆，许多孩子被送来，成年后能踏上职业赛场，这被视为申思人脉的体现。而那些从申思麾下走出的青训球员也现身说法，表示训练确实严苛，这是传统，申思本人对球员也很好，甚至曾私下送过鞋子。
更多评论则停留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挨过骂”这种论调上。这些声音选择性忽略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打了人，而且是带有羞辱性质的殴打。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便已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是非对错的界定，写得十分清楚。申思殴打未成年人的原因，无论是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都反映出他利用既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牵连，剥夺了未成年球员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力。这才是申思打人事件的本质。
老实人与砧板上的鱼肉
最近申思内心的积郁想必很重。
2026年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比申思年纪更小的国家队和俱乐部队友们，正作为嘉宾解说赛事。这些嘉宾中，有些人转行做了职业教练，正安心吃足球这碗饭，待遇不错，曝光率高，甚至被当作偶像宠着。
反观申思，即便投身青训，也只能隐身幕后。他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姓氏在沪上足坛极具分量，本可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可惜一念之差，终身被禁足。更何况当年的事，南勇以权势相压，没人敢硬顶。南勇找到申思，看中他不敢反抗又比较听话，这与外界说法一致，相信当年南勇列过一份名单，今天活跃在解说与娱乐圈的退役球员中，有的名字写上又划掉，只因他们不听话、嘴又不严。
唯独申思，听话又本分，嘴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事件里，倒也说得通。
人的命运往往如此，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加了世界杯解说，当年他受到的压力、收买和威胁不少，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现在享受的荣誉与尊重，与当年的选择成正比。
至于有人故意混淆视听，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把申思的打人行为美化为敬业，纯属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这不是敬业，不是因为有责任心，不是为了纠正动作，也不是因为不听话，受害者甚至不敢动弹。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人脉织就的关系网下，打人者对被打者拥有了主人般的权威。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认为自己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卡住了对方，不敢打是因为怕，能打是因为能拿捏住。
申思身上有很多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很多，比如他这些年不论挂着顾问还是股东身份，青训效果都很好，又比如当年他是因胆小老实才被南勇操控，在假球事件上主观过错不多。但就事论事，这些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事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就是，你认为弱小者就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网上流传最广的言论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这种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论调，大概有三种。一种是管理论，“中国球员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青春期球员很难服从管理，教练需要树立权威，养成听话的习惯，就得打，打完才好管。
第二种是意志力论，“被教练打是意志考验”，有人说谁小时候在体校没被教练用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肉体折磨，才能培养出意志力。甚至有人把这种意志力当传家宝，“不信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还要科普一下，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的，皮带头是金属，重量超过一百克，砸在人身上一砸一个淤血肿包，砸到头上轻则肿块，重则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论，“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种言论的代表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先不论法律，单说打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通过殴打别人制造心理威权，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先告诉你，我对你的人身拥有绝对控制权；被殴打者很多人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变成精神病患者。只是受害者发不出声音，即使发声也难找法律证据，甚至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是体罚体制下的幸存者和受益者，没得精神病很简单，因为他们不仅是幸存者，还是传承者，通过把痛苦转嫁给别人来获得快感。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用句老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战战兢兢、动不动挨打，现在轮到做婆婆，先享受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当今家庭伦理中已不存在，那是农业时代女性缺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出现的恶性循环，今天社会早已绝迹，但这种理论依然存在。
就拿明朝科举制度举例，《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多有记载。明朝科举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时不敢跺脚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想喝水会被考官降分，名字上打红勾。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账目买下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的人都会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大家现在知道高考生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短棍到家里，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来拜亲戚，有人拜到门下，送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福利。明朝有人愿拜官僚世家为奴，正是受不了过重役，中了举人，享受更多特权。
即使中不了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漏洞挣钱。比如与某地主结亲戚，地主也不用交粮服役，这种挂靠背后，是地主每年给秀才至少三百两银子。这就是明朝科举中童生、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为了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先生《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乡村生活中县令叫“为人父母”，管理叫“教化”，一个小孩在一小时内受的干涉，比成人一年受的指责还多。
从这里，我们能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爱理论出现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的是，足协明明已发禁足令，申思为何还能搞青训。虽然爆出他挂职顾问，但这间初创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是大股东。
答案很简单，2006年申思没收到禁令，自然能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足协禁足，市场监管局为何容许他继续当大股东？原因在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上，“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辩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的未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和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认为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公司，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以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所以他可以自由注册。
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的股东权？当然不能，这种侵犯财产的权力上海足协不具备。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教练资质、场地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行为。
好了，最根本的问题来了。
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曝光，他就很难在任何队伍中，以顾问身份带队。因为现在约束他最强大的不是禁足令，是体罚行为坐实了。禁足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理论上很难阻止他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现状下，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概率都不高，即使不用禁足令，也会有其他办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其实就在上面那段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