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韩国作家朴婉绪在《女性东亚》杂志举办的长篇小说大赛中参赛，凭借作品《裸木》开启了写作生涯。四十岁时踏上作家之路的她，在之后的创作道路上，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一百四十余篇短篇小说，以及众多散文、随笔和游记。她被誉为韩国国民作家，获得过包括李箱文学奖、现代文学奖在内的诸多文学奖项。2011年，朴婉绪因胆囊癌逝世，韩国政府追授她金冠文学勋章。
朴婉绪
尽管近年来国内韩国文学阅读热潮高涨，但朴婉绪的名字或许并不为许多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讨论热度也并不算高。然而从本世纪初至今，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她的八部作品，涵盖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傍晚的邂逅》，收录了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六个故事，这些小说都以韩国民众的家庭生活为题材，通过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折射出韩国社会的历史伤痕与现实困境。
短篇小说《再离散》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江冬秀的男子，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同居住在月租房内，靠给人缝纫衣物维持生计。某日，江冬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询问他是否叫梦同必。这个名字唤醒了他被遗忘的身份——离散家属。朝鲜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梦同必被爷爷送往孤儿院，从此他以江冬秀的名字过着艰辛的生活。朴婉绪笔下，呈现这种生活的细节是石板瓦搭顶的单屋、百分百聚酯纤维的衬衫，以及屋外用半绿色塑料板搭建的厨房。在江冬秀无数次幻想中，能治愈这种困苦生活的唯有“来自亲人的拥抱、体温、摩挲、热泪、哽咽……”
电话里叔父高高在上的语调，预示着这场认亲不会顺利。江冬秀被安排在酒店单独会面，他想象中亲人相拥的场面并未实现，会面更像是审讯。一方面是江冬秀对自己的离散家属身份进行证明，另一方面是叔父的随意打断、盘问和责备，“叔父的态度像刀刃般闪着寒光”。小说在江冬秀一家登门拜访时达到高潮。在象征叔父富裕生活的公寓里，江冬秀一家再次受到怠慢和轻视，最后在两家孩子打斗的闹剧中，江冬秀带着家人离开。开篇脚底那股炙热难耐的灼烧感终于有了归宿，化作填满江冬秀胸腔的愤怒。
KBS《寻找离散家属》节目档案
这篇小说中失败的认亲容易被归结为阶层差距，体现这种差距的不仅是物质条件，还有双方交往中的态度和语气，以及他们对KBS寻亲节目的不同理解。1980年代初，朝鲜战争失散的战争遗孤和离散家庭在韩国社会开始获得关注。韩国放送公社（KBS）在1983年推出的《寻找离散家属》节目引起强烈反响，原定两小时的节目最终连续播出138天。这档节目也推动了朝韩政府就离散家属团聚达成共识。这一历史背景或集体叙事，塑造了小说里江冬秀对认亲的期待，“通过彩色荧幕目睹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他已将登上节目与亲人相认视为困苦人生被照亮甚至重启的希望。但在叔父眼中，上节目不过是作秀，对“有头有脸人家”来说，等同于羞辱。
通过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离散，又在重聚时再次分离的经历，作家朴婉绪揭露了媒体和政府在八十年代推动的这种集体叙事的虚假性。他们试图通过寻亲将战后分裂的国家导向一个国家治愈、民族团结的大结局，这种意图在八十年代初韩国威权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中愈加强烈。然而，荧幕上的泪水无法填平几十年来分裂和创伤造成的心理鸿沟，就像小说中分裂的家庭一样，被改变了阶级、身份和生存方式的亲人，如何在希望与羞辱两种心理状态下坐在一起，出现在聚光灯下？
短篇小说《悲哀之章》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这一问题。八岁时经历战争的“我”，成年后见证离散的母亲和舅舅在KBS的寻亲节目上重逢。镜头突然对准两姐弟相貌相似的特写，“我”非但没有被感动，反而内心燃起烈火般的愤怒。是谁无情地刺穿了母亲的五脏六腑，榨干她的血泪，还要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极度悲痛的折磨。《悲哀之章》的结局与《再离散》相似，“我”和上门拜访的舅舅一家发生闹剧，最终不欢而散。但这并非镜头内故事需要关心的，离散家属和战争遗孤内心的创伤、身份认同隔阂，始终被搁置在集体叙事的边缘。
从这两个短篇可以看出，朴婉绪作为作家的国民性（她出生于1931年，一生几乎完整见证了现代韩国的诞生与成型），这种国民性不仅体现在她丰富的创作和漫长的写作生涯，还体现在她对八十年代弥漫在韩国社会上的时代情绪的捕捉。那是韩国军政府高压统治下的八十年代，也是韩国民主化改革前夜，同时正经历着创造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政治压力和经济增长形成矛盾张力，催生了无数社会问题，这被纳入了韩国从战后农业贫困国迈向现代化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中，将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迅速变革描述为“压缩的现代性”，这种压缩的现代性以家庭为基础，向来奉行儒家传统的韩国家庭在它的冲击下，从承担繁衍、情感寄托和宗族文化的伦理共同体，被改造成服务于国家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家庭必须承担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的义务，要为实现阶层跃升或避免阶层滑落对下一代全力投入，这又间接造成父母因倾尽全力育儿、耗尽养老资源，而子女由于房价飙升、就业压力难以反哺父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代际关系被功利化、传统家庭观念的破裂下，女性往往承受最多剥削。工业化让大量女性走进职场，但家庭中的分工并未减轻，在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养老和育儿责任的同时，她们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首尔
朴婉绪笔下的八十年代能找到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子。短篇小说《天知地知她知我知》里，名叫城南婆婆的老妇人以继母身份，为首尔一个家庭当保姆，照顾因中风瘫痪的公公。招她来的儿媳振泰妈承诺，只要城南婆婆照顾公公直至离世，就会将公公名下那套十三坪的公寓赠予她。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城南市
城南婆婆这个称谓已经点明了这个人物出身背景，她来自首尔南部城南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底层贫民聚集地。为了响应朴正熙政府的工业化改革，包括城南市在内的大量人口涌入首尔充当廉价劳动力，这种人口迁徙现象在八十年代达到高峰。被振泰妈领进门时，城南婆婆还是个拖着筐子四处叫卖的小贩，小说体现她身为底层人民的身份特征是粗嗓门、说话带脏字、走路时臀部总左摇右摆。进门后，城南婆婆收敛这些行为，因为她要考虑振泰妈的面子，“您也要考虑下我们家的面子啊”——这是照顾公公的三年里，城南婆婆听到最多的话。
面子成为这个首尔中产家庭维持传统伦理的唯一手段，在外人看来，振泰家家境优渥，以振泰妈为首的家庭成员们恪守孝道。而城南婆婆的视角揭开了面子之下这个首尔家庭如何为金钱利益，牺牲掉一个对家庭无用或已是累赘的“负担品”：振泰妈对待公公吝啬且专断，泡面和米饭只给半碗，冰箱上锁，为图方便违背公公意愿将他火葬。葬礼上，死后的公公对这个家庭最后的作用就是让振泰妈演出一出苦情戏，来继续守住家庭的面子。城南婆婆的处境也很类似。她没有如愿为自己的儿子换来十三坪公寓，在首尔的家庭和自己的家庭里，她都成了为了下一代、用自身尊严和血汗当燃料的牺牲品。
城南婆婆的经历可以说是整个汉江奇迹中绝大多数首尔外来人口的缩影。压缩现代性的金钱洪流下，传统家庭的失守伴随着社会环境里被破坏的良知、诚信和人际纽带。1970年，在首尔和平市场发生全泰壹事件，是这种经济至上的时代口号下最惨烈的悲剧之一。出生于裁缝家庭的全泰壹在1964年来到首尔和平市场打工，在这个当时韩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和批发中心，聚集了数万名主要来自农村的女性和青年劳工。为了维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都被压缩到最低。力图反抗这种局面的全泰壹在各种尝试失败后，在1970年11月13日点燃了身上的汽油。他的死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起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
在朴婉绪笔下，汉江奇迹推动下的人口迁徙不仅是从农村到城市，也包括从城市边缘到城市中心。短篇小说《悲哀之章》里，“我”说起自己的丈夫，“作为一名优秀的土木工程师，受到众多财阀级建筑公司的青睐”，投身中东建设热潮。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超过百万的韩国劳工被派往中东地区，他们为韩国赚取了大量外汇，让现代、三星等财阀集团通过中东工程完成了资本积累。劳工群体承担着高风险也获得高回报，占据这个群体80%以上的底层阶级在回国后一跃成为首尔江南区的中产阶级。
作为妻子，“我”看到的却是这种“宏伟图景”的另一面。中东热潮退去后，回国的丈夫失业了，因为曾远在中东失去本土人脉的丈夫像“绳子断掉后在空中不停跌落的箱子”。这样的遭遇未尝不是与整个社会的“再离散”。离开本土是作为国家奇迹的一分子，回来后却发现被剔除在外。即便小说里的丈夫读过大学且服过兵役，在社会地位和认知上都高过城南婆婆，他的结局却跟后者没有太大差别。至于“我”，一直希望考取博士，拿到教授职位、过上六十五岁退休的安定生活，这种对安定生活的强烈渴望本身就透露出对外部环境的不安。如果这是一个果真如经济曲线般不断向上的世界，又怎么会引发这种不安？但“我”失败了，唯一保留下来的习惯是每年给曾经的老师池教授拜年。在上门拜访这个细节上，朴婉绪的这篇小说形成了有讽刺意味的互文：“我”对重聚后上门的舅舅一家态度冷淡，却能以近乎谄媚的姿态去拜访池教授。
这就是朴婉绪在八十年代中期这几篇小说里写到的，未被解决的历史问题和因变革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塑造出的人物们：江冬秀、振泰妈、城南婆婆、丈夫和妻子……包括短篇小说《招待》里那位无条件迎合自己招待的客人的丈夫，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去迎合时代唯一的基调：向上，不顾一切地向上——即便难以向上。2015年左右，也就是朴婉绪去世后的四年，韩国年轻一代为就业难、房价高和阶级固化的社会处境发明了“勺子阶级论”：一个人的命运和最终成就，完全取决于出生时父母递给他的是什么材质的勺子，个人的努力在继承的财富面前毫无价值——这也是朴婉绪曾描绘过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