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瓷一色一世界」展览中的黄釉瓷器
霁红、天青、月白、苍黄、槿紫、藕荷、雪灰、远山黛……这些只存在于诗词文献之中，难以言说的传统中国色，近来在上海通过两个展览，变得触手可及。久事美术馆的「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以及世博会博物馆的「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让这些色彩从想象走进现实，熔铸于瓷器，凝结于织物。
“色彩往往先于观察，也是文物命名的首要考虑。”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章新这样谈道。在他看来，中国传统色不仅是一种审美选择，更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从文化史到政治史，从工艺史到丰俗史，甚至涉及贸易史与科技史，中国传统色是理解这些历史的重要线索。
中国色的传承，离不开具体的物质载体。章新解释说，明清时期制瓷与染织工艺技术的革新，促成了中国传统色的多元化发展。
景德镇在明清时期的颜色釉瓷器，堪称集大成者。雍正至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的《陶成纪事碑》中，就记载了三十余种颜色釉，既有对古代名釉的模仿，也有全新的创烧。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彭涛以红釉为例，讲述其发展历程。唐代长沙窑虽初步尝试了铜红釉，但烧成率极低，常出现「十窑九不成」的情况。而「一瓷一色一世界」展中的一件明宣德红釉盘，通体呈现鲜亮红色，这得益于明初在高温铜红釉烧制技术上取得的突破。彭涛特别提醒观众留意这件瓷器的口沿，那里自然形成的白色边沿，俗称「灯草边」，是氧化铜在高温时自然流淌所致。
「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的豇豆红釉水盂与印盒，是康熙年间的精品。彭涛介绍，豇豆红釉通过吹釉法烧制，工匠需用竹管蒙纱蘸釉，逐层吹上去。这种工艺极难掌握，釉面常出现苔点，唯有发色纯正、色泽均匀的，才被誉为「桃花面」或「娃娃脸」；若烧制不佳，则被称为「驴肝马肺」。由于烧成难度极高，豇豆红釉瓷器基本不见大件，尺寸大多在二十公分左右，多用作文房陈设。康熙晚期创烧的胭脂红釉，则吸收了西洋珐琅工艺的精髓，雍正朝达到鼎盛。此次展出的圆盘与盖碗，因黄金含量不同，呈现出差异化的胭脂红效果。
「国采」展中，晚清服饰的色彩也受到西风影响。雪灰与品月色是新由进口染料催生的颜色。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呈现出沉静的灰调；而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则泛着微弱的荧光，颇为醒目。
“中国色的深层意涵，远非审美那么简单。”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指出。在中国古代，色彩与天地四方、等级秩序息息相关。通过用色对应方位、区分等级，规范祭祀、服饰、器物的用色，色彩便成为国家秩序的象征。
「国采」展的起始部分，便是清帝礼天地的四件祭服，清晰地展现了被纳入礼制体系的中国色——冬至天坛祭天，着蓝色祭服；夏至地坛祭地，着明黄色祭服；春分日坛祭日，着红色祭服；秋分月坛祭月，着月白色祭服。这是「四郊祭祀」大典中的严格规范，体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与「五行五色」的哲学思想。令人意外的是，嘉庆帝祭月时穿的月白色祭服，其蓝色程度远比想象中接近白色，呈现为浅蓝色调。
明清时期最为尊贵的颜色，无疑要数黄色。其尊崇地位源于黄色在五行中属土，而中国古代作为农业社会，有着「敬土」的传统，且对应方位为「中」。明清两代，黄釉为皇家所垄断。「一瓷一色」展中，一件光绪年间景德镇窑的黄釉花尊，曾是慈禧太后的用器。黄釉烧制难度较高，色泽偏淡则显得寡淡，浓重则易显土气。此次展出的明代弘治年间的黄釉盘，在光线下呈现莹润效果，被认为具有理想的黄色调。
在服饰方面，明黄色龙袍是清代皇帝、皇太后等最高等级身份的专属。不过，黄色并非单一色调，还可细分为杏黄、金黄、香色等，不同色阶代表不同等级。杏黄微微带红色调，等级仅次于明黄，一般专属于皇太子与太子妃；金黄的红色调更重，接近橙红，供皇子、贵妃、妃子使用；香色加入绿色调，雅致内敛，色域宽广，可从黄褐到黄绿，是黄色系中等级最低的色彩。
「国采」展中丰富的黄色系清宫服饰，直观地揭示了这种用色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