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是什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一书由杨庆祥主编，收录了探讨相关议题的代表性文章。这本书的问世十分适时，它不仅为读者梳理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走向，同时还助力这一概念逐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的文化现象，甚至可能影响中国文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大众文艺”的主流动力与形成机制
杨庆祥为该书所作的序言篇幅不长，却是一篇兼具指导性、概括性和启发性的文献。序言中一个重要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同于以往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是由下而上的社会群体行为，即便在缺少外在号召的情况下，主体动力的作用也极为关键。”这个判断既关联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也触及了其形成机制。
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大众文艺”时代，既孕育了全新的文艺创作群体，也催生了新的大众文艺形成机制。杨庆祥在序言强调的核心，正是新文艺与“大众”之间的内在动力：生存的渴望、自我实现的需求、表达的本能，乃至情感驱动和叙事冲动。所谓“叙事冲动”，也就是讲述自身的经历，展现自身的生活，抒发自身的情感与体验。因此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力系统，其背后既是大众自我表达的内在需求，也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与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新大众文艺”为人们面对人工智能增强了信心，给予人类创作难以被机器替代的信心。只要人类仍有表达与倾诉的需要，新大众文艺就永远不会缺乏创作主体的动力源泉。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形成机制，既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创作主体现象，同时还是当下社会大众表达情感、经验以及精神世界和内心真实的迫切需要的产物。
本书别具一格地将鲁迅发表于1930年的名作《文艺的大众化》作为首篇，既为“新大众文艺”寻根溯源，也启发读者思考其形成机制背后的“政治之力”的重要性。鲁迅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所说的“政治之力”，至今仍是理解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视角。何为政治之力？政治在哪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治的引导作用及其规范作用如何具体实施？如何将“政治之力”视为一种激励和鼓舞机制，而不仅是限制和规范的制度？现有的各级作协、文联应扮演何种角色？学院派的文艺研究者、评论家以及文艺政策制定者又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些都是由“新大众文艺”的形成机制引发的相关问题。
“新”·“大众”·“文艺”的深层意蕴
本书还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的基本构成。
所谓“新大众文艺”之“新”，并非所有互联网、自媒体和融媒体上的大众创作都可称为新大众文艺。如何在广阔的大众文艺实践中识别出“新大众文艺”，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课题，其背后或许需要系统性的组织和引导。从这个角度看，新大众文艺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发，也可能并非自我封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不排除一些看似“新”的大众文艺，本质仍是旧有的模式。因此辨析“新”，首先是一项预备性的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化、组织化、整体化的建构过程。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究竟汇聚了哪些个体和群体？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谁是大众？如何定义“大众”？怎样从浩如烟海的网民中识别出“大众”？正如该书序言所诘问的：“‘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谁’并非显而易见，它甚至可能被悬置、被淡化或被取代。对‘谁’的追问，正是新大众文艺逐步实现自我建构与自我主体化的过程——大众的故事由大众来讲述，人民的历史由人民来书写，这一现代愿景，在当今依然需要坚定不移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是一本充满疑问的著作。它提出了许多有待阐释和付诸实践的问题，从而将“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来探讨，而非预先赋予其定义。
“新大众文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文艺”二字。也就是说，不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多么庞大、包容，多么呈现多元化，但“新大众”们创作的终究是文艺。其内在蕴含着艺术的、美学的、文学的机制，这些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文艺”特性。这也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不仅需要“新”，不仅以“大众”为主体，还须坚守“文艺。
而“文艺”如何具体体现？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已有警示：“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这对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避免成为迎合、讨好、庸俗的文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这就涉及了新大众文艺如何与既有文艺美学、文学性机制对话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评估“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性、文学性、审美价值？“新大众文艺”是否需要引导？正如本书作者之一的李遇春在《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一文中援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经典论述：这里面涵盖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包含了“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贺桂梅在《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中的文章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文艺与文学的关系：“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是不断分化出新的专门化媒介的过程，诸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语言媒介等，或许新大众文艺则将是诸种媒介形态的再综合与再统一。基于这一特征，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文学’与‘文艺’的基本联系，通过将文学这种处于脑/智能神经元核心的语言性表达媒介，视为新大众文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进而重塑文艺的整体性视野。”换句话说，由于文学居于脑与智能神经元的核心地位，“文学”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可能只有借助“文学性”，才能有效重塑“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进而“重塑文艺的整体性视野”。而谷鹏飞在《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一文中提出的文艺应遵循两个方面的“形式标准”，也具有指导意义：“一是文艺创作与批评要遵守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二是指文艺应当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革而实现形式的创新”。
文明形态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贺桂梅在书中提出：“当前我们都处在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剧变过程之中，这种转型与以往的变革有所不同，这将是一场‘文明’级别的巨变。”“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成为“理想性”的概念，与其最终触及的是“文明”形态和人类前景有关。因此，“在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讲述上创造新的话语、构建新的想象”，就成为新大众文艺更为重要和高远的目标，即“通过文艺实践去想象和创造新世界”。
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生命形态、心灵境界的捕捉和展现。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当前文坛另一个同样现象级思潮的“大文学观”，都应该把“人”的维度作为其内在的核心；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们，只有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关注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情感处境和心灵世界的转变，将人的“灵魂”作为核心关怀，才能真正讲出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国人的故事，进而展示“人”的未来图景。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作者们高度关注并试图克服的，正是新媒体和电子信息科技可能带来的“技术主义”倾向，从而有助于将“人”的问题置于“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这意味着在技术和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重构“某种与人相联系的社会秩序”，进而“建构一种真正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使命，也系关整个人类的未来前景。因此，人的命运与选择问题依然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理念愿景和文化展望。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新大众文艺”具有某种未完成性。恰如杨庆祥所言，“新大众文艺”的未来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它同时也是“不同力量博弈和对话”的一个“变量场”，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的双重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话语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