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态势颇显纷繁。美国将“印太司令部”恢复为旧名“太平洋司令部”，表面看似调整战略部署、缩减印太区域活动，实则加大对华军事压力持续升级；与此同时，其盟友日本与菲律宾利用《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契机，力推所谓“三海联动”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新的干扰。
面对这一新态势，中国外交应如何有效应对？周边安全格局又将在何方向演变？近日，观察者网就这些议题对话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特聘教授石源华。
石教授在周边关系与周边外交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今年他出版新著，在国内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周边学”理论框架。在该框架下，他不仅深入剖析了周边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根源，还对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战略实践进行了独到提炼与总结；同时，对于国际舆论中关于“朝贡体系”“国强必霸”等误读中国周边外交的认知，进行了有力的澄清与正本清源。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高胤颉】
为何要突出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
观察者网：石教授，有一个观察是，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重心较多放在对美、对欧的大国关系上。但进入新时代，中央明确强调了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并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您认为，为何在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今天，反而要重新强化周边外交的“首要”位置，并将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量、发展需求，还是全球格局变迁所致？
石源华：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时代的变化，国家对外政策也随之调整。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外交一度强调以美国为重点，对美外交曾是重中之重。如今的转变说明，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我们从“站起来”阶段，迈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新阶段，这对外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次，我们对时代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认为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题；而现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变化十分显著。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对手。到了1970年代中美建交，两国关系逐步发展。在此期间，为了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与美国联手。因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以将对美外交置于首位。改革开放后，世界局势逐步演变，中国融入了新的国际体系，承认并适应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提“周边”，只讲“邻国”，其包含的范围仅限于与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数量也较少，不像现在所讲的“周边国家”范围广阔。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遵循世界秩序，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创新者和发展者。
我个人判断，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周边始终将处于重要乃至首要的地位。甚至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国周边学，仍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重要的工作，这是为国家进一步发展崛起和强大奠定理论支撑的重要举措。
争取“中间国家”的战略要旨
观察者网：您在中国周边学的著作中提到，截至2018年，中国已与86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中33个是周边国家，包含5种不同的伙伴关系模式。您提到当今世界已经形成新的“三个世界”新格局，中美各为一级，中间存在众多“中间国家”，能否解释一下？如何与美国提出的G2概念有所区别？中国争取中间国家、特别是周边中间国家的战略核心是什么？
石源华：“中间国家”这一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其所指的范围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在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美苏是两极。在这两极之间，中间国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跟在美国后面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欧、日本为主体；另一部分是其他亚非拉国家，周边国家也在此范围内。
到了70年代，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一世界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以中国为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则变成了以西欧、日本以及加拿大等国家为主体。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新华社
我们今天所谈的“中间国家”，概念有所不同。它指的是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国家群体。相较于以往，现在的中间国家范围更广，包含的国家更多，且展现的特征也不相同。冷战时期是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现在则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中间国家体现出“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范围很广。首先是美国的盟国，它们也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中间国家，已经有不少实例。例如日本，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会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寻找其最大利益。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国家也是如此，不排除他们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反过来，这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讲也创造了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中间国家身份，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来发展关系。
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等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周边的国家，那更是如此了，它们一般都在中美之间寻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友好国家里，比如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俄罗斯现在的立场跟我们非常接近，但在中美存在分歧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中间国家的立场。如何做好中间国家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一边，争取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利益，这是一个需要从宏观上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至于美国提出的“G2”概念，中国是不赞成的。美国也曾提出要把中国请进G7行列，我们也无意加入。美国的“G2”是从霸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企图由两个国家控制世界。而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以和平共处、构建命运共同体来处理国家关系，这跟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不会跟美国合在一起，那样容易让人产生同流合污的印象，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中国不会加入“G2”这样的机制。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例子很有启发性。您认为面对这些中间国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局面，因为它们在以本国利益为重时会做出相应的选择。包括日本，您提到它也是站在中间看怎样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反向利用。
石源华：对。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双方得益，这是中间国家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向中国“敲竹杠”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中国就是要正确判断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利用这一局面，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这一边，既发展自己，也有利于对方的发展。我们始终强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为发展周边国家关系的宗旨。
日本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国，这毫无疑问。但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在中美之间寻找本国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例子。这同样是我们从外交角度可以去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周边学”：为中国进一步腾飞提供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我们再来谈谈您现提出的“中国周边学”。您在书里面也描述了，现在大国开始重视自己周边国家的研究。第一个例子是日本，当年在甲午海战之前，他们就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有时候说哪个国家对中国了解更多，可能是日本。后来还有美国、欧盟，他们也都曾经展开深入研究自己的周边国家。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周边国家的研究。您觉得“周边学”研究，是不是一国话语权提升以及国力上升的标志？以上面提到的日本为例，周边学研究其实是为他们的对外侵略服务的，包括美国二战之后，从门罗主义，到研究苏联、中国、日本、西欧和中东等国家，其“美国周边学”研究，服务于治理日本、抗衡苏联、打压中国、掌控欧洲以及全球的战略新需求。那么，中国的周边学研究，跟以往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不同？
石源华：我认为，任何一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都有自己的周边学，都会重视周边国家问题的研究。我的书里提到日本、美国、欧盟，都是同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周边问题感兴趣，需要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从国家发展的前景来看，我们跟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发展起来了，必定要有一个对待周边国家的总体方针，我们称之为“中国周边学”。
但是，中国研究周边国家的目的和意图，跟欧美、跟西方那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主张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要建设和平的国家命运共同体。跟周边国家处好关系，既是发展自己，也是发展对方，使得双方都能得到发展，是有利于双方的。中国的周边学，始终把合作共赢，把对待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理念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通过构建“中国周边学”理论，能够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强大，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观察者网：很早以前，历史老师推荐我们看美国人写的《菊与刀》了解日本，当年日本就是美国周边体系里被重点观察的对象，世界人民通过美国人的著作去了解日本。而中国，也曾经经历过作为全球历史认识体系里的被观察对象，外国人通过美国、日本人的著作了解中国的过程，比如通过美国人傅高义的著作了解邓小平，通过海外汉学了解中国。那么如今的“中国周边学”，是否也包含了让海外通过中国本土研究了解中国的目标？譬如说，石老师关于中国周边关系的著作，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参考，而不是海外世界仍然通过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石源华：这是自然的。譬如你刚才讲的《菊与刀》，是美国人观察日本的著作，比较客观，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影响。而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碎片化的现象，重视程度还不够。
我们对周边大国的研究还好一点，但特别是对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研究是非常弱的，甚至这些国家的小语种人才也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提出“中国周边学”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国家要重视这一块。不仅要重视大国研究，还要重视中小国家的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以及跟我们国家特殊的联系。另外，对整个周边国家的宏观研究、整体研究，现在也是非常缺乏的，需求非常巨大。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培养出这样一支力量，把这个研究群体组织起来，开展方方面面的研究，使之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周边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中国的强大和进一步崛起，打造坚实的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就好像是，比如过个一二十年，海外如果想了解越南，可能会通过我们中国某个学者写的一本著名著作来了解，类似于《菊与刀》这样。
石源华：会的，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很努力地做这个工作。国家和我们的出版基金也都有投入。对于那些大家以前不怎么起眼、不太注意的领域，现在都有专门的立项，国家是大力支持这种研究的。
“周边复杂化”，是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了
观察者网：我们再回到周边外交的实践上。您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不同阶段周边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我们看到中国周边外交的的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建国初期面临的“对立阵营”；改革开放后到80年代，中国“无一公开反华敌对国家”；而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升，周边却呈现日本、菲律宾、印度等国同时遇冷或摩擦频发的复杂局面。从您研究周边外交史、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认为这种从“对抗—缓和—再复杂化”的转折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石源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利的局面。
我书里讲到，当时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公开对抗的国家。譬如，以前中韩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92年中韩建交，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和俄罗斯、蒙古，由于苏联时代的原因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个矛盾也解决了。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印自卫反击战，曾经也很对立，到了80年代，中印关系也进行了调整。更不要说由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与改善，长期跟中国对抗的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也出现了缓和。所以一直到80年代，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周边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一个公开敌对的国家。
2026年7月，中国海警海陵舰在南海黄岩岛海域巡航新华社 王鹏摄
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中国和某些国家隐藏的矛盾不断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时代里，很多原来掩盖着的领土主权问题，比如南海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开发南海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领土，但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有些国家非法侵占了我国的领土，比如菲律宾、越南，这些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一时看起来好像问题很多，这也使得如何通过周边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拟定的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工作，我想很多问题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这也有待于我们学者对周边学的深入研究，想出更好的办法，为解决这些问题著书立说、建言献策。
时代的需求，是一门学科能够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中国周边学的发展，目前是国家急需的，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也呼吁年轻朋友多来关心这个领域。
观察者网：所以您是说，这背后的根本因素还是因为中国崛起国力强大，导致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石源华：是，各国都有各国的想法。你发展了，能给它提供帮助了，它当然高兴；但也可能会触及到它的某些利益，它就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些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终究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样正确的思路，不抱有西方霸权主义那种总想去占别人便宜、敲人家竹杠的心态，矛盾就一定会得到解决。
渲染“朝贡体制”和“国强必霸”叙事，是海外有意为之
观察者网：您对周边安全问题还是很有信心的。新世纪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对崛起后的中国存在疑虑，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被西方解读为中国中心主义霸权，另一个是他们深受“国强必霸”这类现实主义叙事影响。站在“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目前有没有形成足够有力的本土理论体系，来讲清古代朝贡体系的真实性质、驳斥“中国必然称霸”的论调，并有效说服周边国家共情或者接受“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的说服能力和话语构建够不够稳固，还有什么欠缺？
石源华：我觉得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周边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周边学的理论建设，是为了我们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也就是要说清楚这些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朝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在东方社会非常有影响力，而且理论完备的一个思想体系。它是处理中国中央朝廷和周边政权关系的一个理论。
对于这个理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它有某些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因为朝贡体系曾经在历史上为维护东亚的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它也存在弊端。
譬如说，朝贡体系有一个做法，就是“厚往薄来”。中央王朝是要求周边国家必须向中央王朝进贡，但是，它同时有规定，我还给你的东西要比你进贡给我的东西更多。所以这是中国很独特的一个现象，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说，你送给我一点东西，我要多给你，没有的。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习惯。
我认为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上，是有借鉴作用的。我们不要光想着去帮助它们发展，算计自己能到多少好处；我们首先要想着怎么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真正发展了，对我们也是会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朝贡体系有合理的一面，我们不要忌讳它。
以泰国为例。在清末的时候，中央王朝因为 “厚往薄来”的这个规矩，对周边国家进贡中央王朝的次数有着严格规定，譬如有的是三年一次，有的是十年一次。每次来还要规定有几条船，有的是只允许一条船，有的必须两条船，不能想来就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王朝觉得也负担不起还礼，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泰国当时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到中原王朝去，这在历史上是很有趣的一段事情。而中央王朝规定，你就不能来，必须三年来一次，或者五年来一次，对一个国家的规定很严格，否则来了就会遭到冷落。我们觉得这是朝贡体系的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且我们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中间，不能够只考虑要得多少利，而要考虑到互利共赢，双方都有利，这是“朝贡体制”积极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它确实有消极的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原则相比，它是不平等的，所以从上到下中国没有人赞成恢复朝贡体系。
国外对中国崛起的有些担忧是有意为之。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实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就有意地把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进行歪曲，硬把朝贡体系架到中国的头上。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赞成朝贡体系的恢复。我们中国周边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合作共赢，是中央明确提出来的“亲、诚、惠、容”。
我们的周边学框架，根据新时代我们处理周边外交的原则，系统地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理论。这些情况，是我们需要跟周边国家的朋友讲清楚的。我们发展周边国家关系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发展起来。这跟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种掠夺殖民地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观察者网：除了对朝贡体系的担忧外，还有一种疑虑是：中国强大后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美国那种霸权主义的思路？从“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怎么通过我们的理论体系去说服他们？
石源华：这种疑虑就是所谓的“人家说你强了，你就一定是霸权主义”。对于这一点，中国是明确的。我们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习近平等历任中央领导人，都始终如一表过态，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强起来也不搞霸权主义。
当然，光说人家是不相信的，但我们的政策切实地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帮沙特阿拉伯建了一条沙漠铁路，当年账面亏损了40多个亿。这事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做，但是我们做了。这条铁路后来事实证明对沙特的国家发展贡献很大，而且现在也开始盈利了，赚得也不错。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招标工程中，对兄弟国家提供帮助，不是光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的。当然，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考虑经济利益，就没有操作性，项目就不能继续做下去。
2023年1月，火车行驶在中国援建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哈拉曼高速铁路）上。 沙特通讯社
在推行中国周边学的过程中，也有人提出疑问：“提出中国周边学会不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我觉得，你不提中国周边学，误解你的人永远在误解。既然提了，而且我们有正确的方针，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推动，这对我们跟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共同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可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大周边”：64个国家+6个区域
观察者网：您还提出大周边战略，包括六个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政经合一、陆海并重，这个区域包括的国家非常之多，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宗教，为什么要纳入统筹这么多的板块？能不能具体说明，这种大周边策略如何帮助我们做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
石源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在做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哪些周边国家？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外交部出的文件里面，都是按“洲”来排列国家的，比如亚洲、非洲，并没有专门设立一个栏目来界定哪些是周边国家。但是我们在外交实践中，又必须界定清楚中国的周边国家到底有哪些。
所以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提出了一个“大周边”的概念。我们原来讲的周边国家，其实是“邻国”的概念，也就是跟我们陆地相邻或者隔海相望的国家。这些国家加起来有多少呢？一共20个。这实际上只算是一个“小周边”。
2012年，我和我的同事祁怀高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大周边”的概念。根据中国的发展需求，周边不仅包括那20个邻国，同时我们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