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中发现木牍、木刺、封检、封泥等遗物。图源：人民网
“截至目前，稽中遗址出土了一千五百余枚简牍。”7月19日，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活动的首站，于浙江绍兴举行之际，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稽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李龙彬，向与会来宾介绍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考古发现的简牍。这些简牍囊括了汉代《仓颉篇》、户籍信息、账簿记录和法律文书，被誉为“东汉至三国时期会稽郡的鲜活档案”，为千年越地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考古依据。
▲7月19日，李龙彬在现场分享。林波 摄
众所周知，在纸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时至今日，图书的相关术语、书写格式乃至写作方法，依然能见到简牍时代的深刻影响。
稽中遗址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稽山中学的北部区域，这片土地曾是宋元明清时期府学的所在地。自2024年考古人员在此处发掘出第一枚“山阴丞印”封泥以来，后续工作中便特别留意与封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
自2024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研究人员确认了大规模东周时期越国宫台建筑基址的存在，其上叠压着汉六朝时期的会稽郡官署建筑基址。简牍主要在建筑附近的多个灰坑、灰沟以及水井中出土。这是浙江省首次系统发掘的郡县级官方文书，为探究两汉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行政制度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该遗址具有郡县官署的性质。
▲2026年1月27日，稽中遗址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简牍文书。丁可欣 摄
李龙彬透露，稽中遗址出土简牍的年份跨度主要涉及西汉、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其形制多样，包括简、牍、封简、符券、削衣等，内容丰富，涵盖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历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以及图像资料。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中清晰刻有“会稽”“山阴”等郡县名称，还有明确标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的纪年记录。例如，一枚汉代隶书木刺上书写着“弟子会稽张龙 诣门下 山阴字伯龙”，此外还出土了大量刻有“会稽郡壁”铭文的砖块。李龙彬着重指出：“只有会稽郡才会采用这样的定制砖，此发现有力证实了稽中遗址与会稽郡署之间的紧密联系。”
此外，稽中遗址还发现了汉代《仓颉篇》中的“仓颉作书”和“汉兼天下，海内并厕”木牍以及削衣。《仓颉篇》最早由秦代李斯编纂，至汉代时，该书被用作官方蒙学教材，旨在帮助学童启蒙教育以及提升基层吏员的政务素养。“这批《仓颉篇》的出土，为研究秦汉时期文字的演变和启蒙教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李龙彬进一步阐释。他还提到，出土的司法文书记录了囚徒的数量、性别、所受刑罚以及犯罪行为，“这类资料与汉文帝霸陵出土的刑徒俑形成了相互印证，为研究汉代基层司法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支持。”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稳步推进中，研究人员推测，遗址内水井和灰坑深处仍可能埋藏着大量简牍。下一步，绍兴市考古研究所将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尽快开展对这批简牍的系统清理、修复保护与释读研究工作。
两汉三国简牍
讲述会稽山阴往事
简牍时代主要涵盖两汉三国时期，其形制包括简、牍、封检、符券等，内容丰富，涵盖《仓颉篇》、历谱、书信、户籍等，形制规整，文字清晰。同时出土的封泥、“会稽郡壁”铭文砖等遗物，与东汉永建四年（129年）会稽郡治所南迁至山阴（今绍兴）的历史记载精准吻合，从而确认了该遗址为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官署所在地。
▲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的地理位置。图源：人民网
会稽郡设立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初治于吴县，至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吴（郡）会（稽）分治后，郡治迁至山阴（今绍兴），时辖十四县。现阶段出土的简牍中出现了吴郡、会稽、山阴、诸暨等多个郡县名称，其中山阴县作为会稽郡的郡治所在，在简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此前，关于会稽郡辖县以下基层乡里建置的资料，史料中基本没有出土实物的记载。稽中遗址出土的简牍中，可见“山阴安成里、乐成里、当利里、平里、同里、乐乡”等具体记载，里作为户籍与赋役的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发现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表明中央王朝在设置会稽郡并建县之后，同步建立了乡和里的行政架构，展现出汉代地方基层行政治理的诸多细节。出土的西汉时期“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七月尽”“山阴守褒”封检与“山阴丞印”封泥，“山阴守褒”中的“守”为代理之意，“褒”为人名，指西汉时期山阴代理县令褒，这一发现明确了西汉时期会稽郡山阴县治的具体位置。
▲稽中遗址出土的三国时期竹简。图源：人民网
简牍是还原汉代刑名体系、量刑标准以及基层执法情况最直接有效的实物证据。稽中遗址出土的刑徒坐罪簿上所记录的刑罚，与汉文帝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刑徒俑所受的惩罚完全一致，此外还记录了司法罪名“盗赋”，即指官吏利用职权强行索取财物，属于官吏的赃罪行为。
历谱是朝廷颁布的官方实用日历，按月编排，全年六十甲子干支循环往复。在多个西汉时期的灰坑中，发现了汉代历谱，这些历谱是会稽郡山阴县的官方文书，印证了该官署遵循中央历法，用于政务管理、赋税核算等方面，为郡县行政制度与历法推行提供了直接依据。
出土的多枚名籍与户籍简牍，体现了汉代编户齐民制度在会稽郡的具体实践。遗址出土的西汉时期名籍简牍和东汉晚期户籍简在内容与书体方面展现出相似性，这些都是汉朝对会稽郡进行人口管理、维护郡县基层稳定的户籍制度的实物证明。
▲稽中遗址H85处汉代简牍发掘现场。图源：人民网
三国时期水井内出土的简牍，其内容涉及郡政府内部机构和各级职官信息，例如“文学掾、门下掾、户曹、辞曹、兵仓曹”以及一些低阶职位“书佐、仓啬夫、骑吏”等。这些发现复原了汉代郡县行政体系及其层级结构，揭示了官署内部的运作细节，证实了中央官制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遗址中还出土了《仓颉篇》中的“仓颉作书”和“汉兼天下，海内并厕”木牍。《仓颉篇》在西汉时期已作为会稽郡的官方蒙学教材，旨在供给学童学习启蒙知识，并帮助基层吏员提高政务素养，以满足汉代郡县行政的需求，体现出大一统格局下东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稽中遗址出土的简牍，涉及两汉、三国时期会稽郡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多个层面的信息。这些简牍的年代跨度从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到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建初元年（76年），再到三国时期，有力证实了中央王朝对会稽郡山阴县实施了长期稳定的统治。这些简牍的发现，将为浙江地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
▲稽中遗址出土的汉代《仓颉篇》“汉兼天下”简牍。图源：人民网
文/图｜综合自中新网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