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作家艾伟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歌》，于北京观中·帝君殿举行新书发布会。活动以“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为核心，邀请了邱华栋、潘凯雄、李洱、徐则臣担任分享嘉宾。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并发表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负责主持仪式。
臧永清社长，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
艾伟作为“六十后”作家的杰出代表，始终致力于深入挖掘人性本质。《春歌》不仅展现了他风格上的突破与创新，更凝聚了他半生的文学思考和积淀。《春歌》全书四十万字，以杭州为背景，以昆曲的韵味贯穿始终，通过一桩法庭内的梨园旧案，全面描绘了中国四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小说融入了司法观念的更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兴起、海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等时代特征，深刻讲述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起伏和情感故事。戏台上水袖袅袅、曲调悠扬；法庭中案情曲折、人心复杂。两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春歌》丰富而持久的艺术气息。
新书分享会现场照片。
《春歌》作者艾伟。
描绘江南的温婉与人情
《春歌》首先是一部浸润着东方审美与时代现实的佳作。小说深深植根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社会肌理，以杭州为根基、浙江为版图，生动展现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力量的蓬勃崛起：从法治建设的持续探索，到民营经济的茁壮成长，再到宁波港的对外贸易高潮，如南方植物般生机勃勃，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最鲜活的生命力。
赵萍副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价道：“这部小说让我们这些写了三四十年的作家都深感敬佩，是当代文学中难得兼具中国文化底蕴、鲜明中国符号和坚韧中国故事的作品。特别是江南文化的底色、杭州独特的城市背景，在这部小说里化作氤氲的云雾。”《春歌》书写了杭州之美、江南之美，昆曲之美、情义之美。西湖水烟、运河桨声、钱塘潮涌、昆曲舞台，交织成小说清雅悠长的氛围；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码头的晨昏烟火，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煦人情。徐尹春与范文卿的青梅竹马，爱情在邻里守望、日常点滴中悄然滋长，如“旧日时光慢”般细腻绵长，在一蔬一饭、一街一桥间沉淀成深刻情感，成为全书最动人的情感主线。而街道的晨昏交替、市井的烟火气息，又让这部作品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现实根基。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雅致与鲜活并存、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这也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
邱华栋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另一方面，《春歌》所描绘的，不仅是江南景致，更是江南文化中的人情、伦理与风骨。书中人物大多内敛、稳重、重情重义，在变化与动荡中守护内心的尊严与柔软。这种清秀细腻的南方精神，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力量相得益彰，使《春歌》拥有了鲜明而独特的文学风格。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指出：“杭州确实缺少一部能像《长恨歌》代表上海那样气派的著作。《春歌》展现了杭州这座城市的繁华，它的湿润、弹性、丰饶、雅致，乃至孤独与苍凉，都与这座城市完美契合。”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与《白蛇传》《牡丹亭》深层互动
《春歌》真正的核心，并非案件本身，而是“情”。小说围绕一桩梨园旧案展开，却并未局限于案件。随着叙事逐步深入，三代人的命运起伏、六户家庭的悲欢离合逐渐呈现。昆剧名伶徐尹春与陈一朵、法官宋芝桓、医生范文卿、富二代黎彼得……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置于命运与情感交织的洪流中。他们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恕；有人困于往昔，有人终其一生寻求心灵归宿。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感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展现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生死相随的古典情操：从“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到《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情，这种深深植根于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以东方的绵长与坚韧获得全新诠释。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
小说与《白蛇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情感叙事形成深刻呼应。徐尹春如当代白素贞，既有温柔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坚守；陈一朵似小青，率真侠气为挚友挺身而出；法理束缚与世俗执念，犹如无形的雷峰塔横亘人心。而整部小说所展现的，也正是千百年来“情重于命”的文化气质。同时，艾伟并未局限于借用戏曲元素，而是以昆曲所承载的东方抒情传统，重新构建叙事的节奏、韵味与情感层次，使《春歌》呈现出兼具古典意趣与当代体验的审美风范。邱华栋评价道：“小说具有浓郁的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其间贯穿了《白蛇传》的传说作为小说的同构，进行了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中国人对‘一往情深’的理解，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变化。”《雷峰塔》仍在传唱，唯一不变的是情之纯粹。如此，小说里忠贞情感的人也将化作今日的传说。
李洱，北大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
然而，《春歌》并未沉溺于命运幽暗、人世悲凉，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开阔的人文视野。它写误解，也写和解；写伤痛，也写疗愈；写世事无常，也写人与人之间未曾熄灭的善意与悲悯，由此呈现一种辽阔而深沉的人文光辉。李洱称赞道：“艾伟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描绘得如此精准、如此细腻，这是杰出小说家才具备的功力。”
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东方式的心灵反思、良知觉醒与天理敬畏
艾伟精于“江南营造”之术，《春歌》采用五重视角互为补充，摒弃全知叙事的简单裁断。真相在不同记忆与立场碰撞中逐渐清晰，这种讲述方式既增强了悬念张力，也最大程度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潘凯雄认为，《春歌》每章都有独立结构，五章合并又是一个整体，小结构与整体结构共同营造出优异的阅读体验。有些小说看似结构精巧，却过于晦涩，而这部作品读者完全可以理解，能感受到作者在结构上的用心。李洱评价“艾伟的小说可以视为小说的建筑艺术，他是一位小说的建筑大师”。阅读作品后他表示：“小说确实展现了真正的建筑美，这五个部分相互交错、相互支撑，搭建成一个精美园林。小说五部分之间类似中国的顶针结构，讲完一个人的故事后，再从关联人物处展开叙述。同时，也相当于五个七万字左右的篇幅搭建了完美的穹顶式建筑，确实令人感叹。”徐则臣称：“《春歌》是榫卯结构，一个扣一个，相互补充，看起来又浑然一体。”
潘凯雄，中国作协小说委副主任、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刑事法官宋芝桓贯穿全书。他长期专业和审慎地处理证据链，却在经验、成见与情绪的左右下，未能看见真相被遮蔽的一面，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误判，法条严谨也难以掩盖人性的局限。然而，小说在法理书写中，更注入了深沉的忏悔意识与精神反思。这种反思并非西方“罪与罚”的简单对应，而是东方式的自我审视、良知唤醒与天理敬畏。
在艾伟笔下，法庭并非单纯的裁决场所，而是照见人性与命运的一面镜子。人非圣贤，皆有认知盲区与心灵局限，正因心存敬畏，才会在错误后反观自身；正因承认局限，才会在误判后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这种忏悔，是对真相的谦卑，对良知的坚守，对命运的敬畏，更是对“天理人心”这一最高正义的永恒追寻。它让法理不再只停留在冷冰冰的逻辑与证据，而获得了叩问灵魂、照亮人性的精神力量。邱华栋盛赞：“《春歌》是艾伟最具深度、广度与思辨性的杰作，也是他最为‘目中有人’的一部佳作。艾伟达成的，是一位优秀小说家从‘勘探人性’到‘与人性共处’的精神升华。因而，《春歌》令人惊喜，它展现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新高度与新路径。”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融合戏曲美学、江南散文、悬疑叙事
《春歌》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叙事设计，更在于其文风精雅、气韵流畅、刚柔相济的独特韵味。李洱点评：“艾伟的语言达到了极为精妙的程度，这种精妙显然源于他丰富的精神世界。”艾伟以数十载笔力，将戏曲美学、江南散文、世情小说、悬疑叙事自然结合，形成清雅温润又庄重严谨的文风，自成一家。
在时空结构上，《春歌》更以宏大的叙事视野，突破地域与时间的双重界限。小说以江南水乡为根基，又将叙事笔锋从容扩展至南美大陆，让烟雨杭州的温婉灵秀与里约热内卢的热带风情形成悠远对话与隐秘关联：故土是悬案与执念的起点，迷离异域则成为命运延伸的旷野。潘凯雄评价：“小说拥有庞大的历史跨度、宽广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承载了如此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作家的本事，也是作家多年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的沉淀。”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南宋慧开禅师的诗话，构成了《春歌》的内在逻辑。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需要回归生活本身，唯有破除执念与释怀，才能达到内心的宁静。徐则臣赞赏《春歌》的书名尤为恰当，艾伟在这部作品中完全敞开，展现出特别的超然平常心。小说改变了艾伟过去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感，增添了生命意识和现实感，将感性与理性融合得极为出色。
新书分享会现场照片。
经历一场漫长的人生审判后，宋芝桓终于法理与真相的尽头，看见了人心深处那些曾被偏见与执念遮盖的部分。他放下法槌，以另一种方式重返尘世纷扰，也重返对“情”的深刻理解。昔日端坐法庭的审判者，最终成为重新演绎《白蛇传》的人。小说最点睛的一笔，在于结尾宋芝桓以编剧身份从法海视角对《白蛇传》的全新诠释。“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艾伟突破传说框架，让舞台剧目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贯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