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番面试，李青总算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工作机会。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通知，说背景调查没通过。原来，他涉及的一起已了结的交通事故民事案件成了问题。一家第三方背调公司据此在他的报告里打了“黄灯”，公司看后便决定不录用他。
李青的故事并非孤例。据《新京报》记者了解，除了交通事故赔偿、物业纠纷、劳动仲裁这类和工作能力没关系的诉讼记录，有些背调公司还会查求职者的征信信息，并且用“红黄蓝绿灯”的制度来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公司是否录用，成了求职者隐形的障碍。
背查的界限应该是什么？和工作无关的诉讼记录能不能当作不录用的理由？
法律专家说，虽然求职者签了同意书，但并不代表背调就一定合法——关于信用方面的信息必须单独同意，不能靠笼统的授权来代替。诉讼信息是怎么得到的，这也值得质疑。用这些和工作无关的信息给求职者贴标签，进而决定录用与否，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可能侵犯了劳动者平等工作的权利。
第三方背调公司怎么得到求职者的诉讼信息呢？
今年4月，李青去应聘一家做移动出行服务的公司。经过两轮技术面试和一轮人事面试，他终于拿到了offer。然后公司请了上海的一家背调机构来查李青的情况。6月4日，李青收到了邮件，要他完成授权和填信息。
没几天，李青被公司告知，因为民事诉讼，背调得了“黄灯”。
据报道，很多背调公司在背景报告里用红灯、黄灯、蓝灯、绿灯来评价求职者。红灯是最危险的，表示有问题或虚假信息；黄灯表示有风险，需要关注；蓝灯表示有争议，得留意；绿灯就是没问题。
“当时的授权表很长，诉讼是其中一项，但我以为只会查刑事案件，没想到民事的也查。”李青对《新京报》记者说，“像民事诉讼和离婚这些私事，感觉和工作没什么关系。”
李青告诉《新京报》记者，2023年3月5日，他租车时出了交通事故，和另一个人撞上了。交警认定李青全责。李青说，当时租车公司的保险不够赔，伤者把李青和租车公司告到了法院。
据李青拿到的判决书，2024年10月30日，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判决李青赔出超出保险的部分75069.15元，案件受理费1115元、保全费1270元减半收取。李青说他赔完了，案子已经了结，没想到这么一起民事诉讼，让他的背调得了“黄灯”。
李青向背调公司要求复核，工作人员回复说“只能管对接”，“如果需要重新查实，得等委托方通知我们。”李青又找公司谈，对方说“之前有人申请过，但结果一样，因为背调公司的规则没变，申请没用了。”
“只要以后有公司用这家背调公司，我的背调还是黄灯。”李青担心。他想通过法律解决，又怕因此又有个诉讼记录影响找工作，不知怎么是好。
《新京报》记者查了这家背调公司，官网显示它的背调项目包括“离职原因”“工作能力”“前科”“网贷拖延”。还提了一下“已和上千家客户合作”，不少都是知名公司。
李青对背调公司怎么查到他诉讼信息的做法也有疑问。据他了解，法院的公开文书已经对他的名字做了处理。后来他进一家外包公司时，公司人事也说他有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记录。“我不知道背调公司是怎么查到的。”李青说。
李青的情况不是特例。2021年，因为公司没按时发工资，刘月和同事一起仲裁维权。2026年7月，刘月去一家互联网公司面试时被告知，因为仲裁记录，她的背调得了黄灯。
“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为自己争取权利，怎么就成了新工作的大门坎了？”刘月说。
林媛也有类似经历。2025年4月中旬，林媛去一家零食公司面试，HR口头说可以在工作日入职，但得背调，得她同意。
几天后，她从HR那里听说，因为诉讼记录，她背调得了黄灯。她在人民法院小程序查立案记录，才想起2018年小区和物业闹矛盾，集体不交物业费，物业起诉了很多业主。她是房主，也是被告之一。
她想申请案件不公开，但找不到当时的法官，没法谈，黄灯标记也去不掉。
专家：信息获取是否合法存疑，劳动者权益不能被剥夺
“用人单位和第三方背调公司要劳动者的信用、诉讼信息，可能构成侵权。”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说。
值得注意的是，李青、刘月这些求职者都签了背调同意书，为何还是侵权？常莎解释，签了同意书不代表合法，“依照现行法律，用人单位和背调公司不经合法授权拿劳动者的信用信息、非职业相关的诉讼记录，并当作录用依据，既不合法也不妥当。”
其一，授权范围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常莎认为，基本情况一般包括身份信息、学历经历、工作经历、职业资格证书、专业资格，以及和工作直接相关的身体状况、是否有限制竞业等。核心原则是“直接相关”，不能随便扩大。非职业相关的诉讼记录和信用信息，本来就不在用人单位有权了解、求职者需要授权的范围。
其二，信用信息的授权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常莎指出，“个人信用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使用时要明确目的、有充分理由且得单独同意。”这意味着，即便求职者签了一份包括多种信息的长授权书，用人单位和背调公司仍得就信用等敏感信息额外得到同意，不能用总的同意代替单独的同意。《征信业管理条例》说“未得本人同意不得收集”，把信用信息普遍纳入普通背调，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其三，诉讼信息的获取渠道值得怀疑。常莎认为，裁判文书网上的公开文书对当事人做了处理，背调公司却能准确地找到具体求职者的诉讼记录，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值得疑虑。
从合理性上看，常莎表示，这类信息和工作能力没有逻辑关联，把非职业相关的诉讼记录挑出来，作标记并作为不录用的理由，实际上是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侵犯。
责任划分上，背调公司不是劳动合同方，不能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豁免同意条款，得得到求职者的明确同意。如果背调公司是受用人单位委托，用人单位就有监督责任，没尽到责任导致侵权，双方要共同承担责任，需要一起赔偿。
“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要求复核，向背调公司要求更正信息；还可以向人社、网信等部门投诉，或以缔约过失、侵犯个人信息权为由向法院起诉。”常莎说。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李海明长期研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他表示，随着社会发展，企业用人越来越小心，想了解求职者的信用和诉讼情况，诉求是合理的。但他同时认为，对求职者影响大的评判标准，应该像信用制度一样，有依据，有国家相关部门监管；第三方背调公司也得有准入门槛，不能随意给人定标签。
“民事诉讼记录本身不是用人单位不录用劳动者的正当理由。”常莎说，诉讼是法律给公民的基本权利。劳动者因行使诉讼权利被拒录用，等于变相剥夺了劳动者维护权益的法律手段，会使劳动者在工作和维权之间进退两难。（李青、刘月、林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秦冰 实习生 李思宇
编辑 杨海
校对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