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汉魏之际风云录
赵翼云有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相较之下，汉魏之变则是一场小变局。“汉魏之间”系列以东汉至曹魏的历史为视角，回望前瞻，发掘小变局下的故事点滴。
在古代中国，爵位往往代表着土地、金钱和崇高的地位——然而，总有些特立独行之人，偏偏回绝这等赏赐。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伐乌桓胜利归来，论功行封，欲赐田畴亭侯之爵，食邑五百户。田畴却坚决不受。这位荡平边患的功臣，死活都不肯接受爵位。曹操再三劝说，田畴始终拒绝，最后甚至以死明志：“若必欲强加，唯愿刎颈于前。”曹操无奈，只得改拜他为议郎——一个虚职，田畴却反而坦然受之。
田畴的选择看似矛盾：他并非拒纳一切封赏，他所拒之“爵”与他受之“官”，在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心中究竟有何不同？田畴的让爵并非孤例，在表面“礼让”的叙事背后，隐藏着官与爵概念差异的秘密，更折射出东汉“二重君主观”的遗留痕迹、世家大族利益纠葛乃至南北大族理念的分歧。
“让风”何以兴起？
周代曾是以“爵本位”为核心的“爵—食体制”。进入秦汉，官与爵并行不悖，形成了二元性的“爵—秩体制”。到了魏晋，随着九品官人法的确立，各类位阶序列被整合进一元化的“官品体制”之中。简而言之，爵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全无意义。在汉末三国的乱世里，爵位所代表身份、权势与经济条件依然颇具吸引力。东吴丁奉临阵前曾高喊：“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此类激励之语史不绝书，足见爵位始终是招揽人才的利器。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爵”的举动却悄然增多。“让爵”，即拒绝或转让所受的爵位。陶新华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爵者常出现拒受（辞让）与转让（推让）的情况。严格来说，“辞让”与“推让”是两种性质迥异的行为——前者是直接拒封，后者是将爵位转予第三方。粗略估算，从黄巾之乱至三国末年，辞让者远多于推让者，其背后动机也大相径庭。
表面来看，这股“让风”源于古已有之的禅让与礼让传统。《庄子·让王》中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深入人心，《尚书》《论语》《孟子》亦对“让”极尽赞誉。及至汉代，经学兴盛，儒家所倡“礼让”成为士人修身之本，援引经典、效仿古贤便成了博取美名的捷径。
魏晋时期，刘寔在《崇让论》中对此风作了高度概括：
“让道兴，则贤能之士，不求而自至……贤者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居高位，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
在当时士大夫舆论中，“让”几乎被视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
不过，揭开“让风”的迷雾，“让”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最典型的莫过于曹操进爵魏王时的操作：献帝下诏封曹魏王位、加九锡，曹操则“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三次推辞之后即欣然就位。所谓“三让而后受”，早已成了一种套路。这种“饰让”，本质上就是为获赏者加上一层“谦让”的道德光环。
讽刺的是，有人真若坚持辞让，反会遭到抨击。曹操认为不奖赏田畴之功有损法制，再度封爵，田畴四次推辞。结果有司竟弹劾田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官加刑”。曹操犹豫间，命世子及大臣集议，曹丕以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为喻，主张“宜勿夺以优其节”，荀彧、钟繇亦表附议，田畴才免罪。这一细节极富讽刺意味：在“让风”盛行的时代，程序的“饰让”被默认为美德，而坚守辞让者，反被视为“违道”的异类。可见，时人所推崇的并非“让”本身，而是配合剧本的“让”。
由此可见，“让爵”并非单纯代表谦让美德，更是现实政治考量的一部分，让与不让，从来非一道简单的道德题。
辞让
辞让爵位的个案中，汉末与三国呈现出迥异图景。
东汉最早的辞让案例之一，是王景之父王闳。他在协助光武帝平定王调叛乱后获封列侯，却“独让其爵”，令光武帝“奇而征之”，授以官职。在当时，辞让尚属罕见之举，足以引得统治者注目。
但到东汉末年，辞让渐成一种政治表态。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当属陈蕃拒封高阳乡侯。灵帝即位后，窦太后诏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陈蕃上疏固辞：
“让，身之文，德之昭也……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
陈蕃自认毫无特殊功绩，受封有违名实。牟宗三曾指出，汉末察举制下名实不符的问题已严重侵蚀政治与社会风气。陈蕃奏疏中甚至声称受爵不当会引致天灾，透露出东汉谶纬之学对士人行为的潜在影响。
后来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失败，张奂被宦官假托诏令利用，在误会中率兵围剿二人。张奂事后深感被愚弄，对所受爵赏皆“固让不受”。这个爵位于他而言，已无疑属于污点。
田畴的辞让则体现臣属在君臣易位时的尴尬。他曾为幽州牧刘虞所辟，深受其恩。刘虞为公孙瓒所害后，田畴率宗族隐居徐无山，誓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他先被袁绍、袁尚征召，皆拒不应；后为曹操献策北征乌桓，大获其功，却坚辞封侯。因为他认定的“君”，是已故的刘虞，而非眼前的曹操。
杨阜与之如出一辙。他在平定马超后获奖，却辞让关内侯之封，理由是：“君存无捍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他口中的“君”不是曹操，而是曾辟召自己、后为马超所杀的凉州刺史韦康。杨阜虽拒封，但此后仍继续在曹魏任官。
这些看似矛盾的举动，与钱穆指出的“二重君主观”有关——汉末士大夫心目中，除汉朝天子这一“大君”外，尚有地方辟举自己的“府主”作为第二重君主。许多人受府主知遇之恩，与原主之间已形成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与远在中央的皇帝更为密切。田畴出身右北平郡无终县、杨阜出身天水兾县，在东汉时期同属边缘之地，因此，比起代表中央的曹操，他们更看重最初起用自己的官员。同样地，东汉末年的士人极为注重名声，有不少士大夫便在旧君病逝时弃官奔丧，强调对辟举自己的旧君之忠，如田畴因袁尚曾辟召自己，在辽东送上袁尚首级，曹操下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之际，田畴前往吊祭，并为曹操默许，可见辟召的重要性，而这亦为田畴、杨阜二人的辞让提供了理据。
田畴与杨阜虽辞爵，却仍愿在新朝廷中任职。这恰恰说明，在时人心中，“官”与“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官”是功能性职务，可以因才任职；而“爵”作为赏赐，旧君在自己任职期间身故，作为旧君的臣属不便接受爵位，以示追念。
进入三国鼎立格局后，辞让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曹魏政权日渐成熟，中央权威逐步增强，地方离心力下降，“二重君主观”逐渐淡化。此时辞让爵位的，多是早已有爵在身的高门士族，辞让的目的更多集中于政治角力与个人声望。
高平陵之变后，蒋济因助司马懿诛杀曹爽有功，进封都乡侯。他却上疏辞让，称“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态度谦抑。但裴松之注引《世说新语》透露了另一隐情：蒋济曾以司马懿之意，写信劝曹爽放弃抵抗，承诺“惟免官而已”，不料曹爽终被诛三族。蒋济“病其言之失信”，忧愤而死。他有功却辞爵，很可能是为了撇清与司马氏的关系，也向其他士大夫展示自己的悔恨。
钟会的例子则体现辞让与升迁之间的微妙关联。他因讨伐诸葛诞有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朝廷不但没有因此冷落他，反而下诏褒奖其高风亮节，旋即升其为司隶校尉。在九品中正制已推行多年的背景下，钟会的多次辞让无疑是精心策划——让了一个爵位，却为自己换得了更关键的官职。
从汉末到三国，辞让的原因明显转向，即从“二重君主观”带来的身份冲突，转向了高层士族内部的政治表态与声誉运作。
推让
推让爵位的案例远比辞让稀少，且多发生在南方，也比单纯的礼让叙述复杂得多。
初平三年（192年），孙坚战死后，按常理应由嫡长子孙策嗣爵。然而，孙策选择“让与弟匡”，将父亲孙坚的乌程侯之爵让给弟弟孙匡。孙匡为孙策幼弟，比孙匡年长的，还有孙权、孙翊。再回看《孙翊传》记载，“建安八年（203年），（孙翊）以偏将军领丹杨太守，时年二十”。孙翊当时仅年约九岁，而孙匡为其弟，可推知当时孙匡为9岁以下，甚至可能6岁以下。当时的孙坚的私兵被托于袁术手上，爵位与领兵并无关系，所以让爵目的自然不在于爵位的权力或孙匡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在于孙策即将面临的军事冒险。彼时他已决定脱离袁术，独立发展，行动极其凶险。若他不幸身亡，身后无嗣，爵位传承将产生巨大争议。将爵位让给尚不能领兵的幼弟，既可确保孙氏爵位不因孙策无子而丧失，维持家族的爵位。他于江东血拼之前，对张纮说出：“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这里的弱弟显然包括孙匡，而“无复回顾之忧”，或许包含了孙策放下爵位传续的那份忧心。
另一宗推让爵位的案例，来自东吴中期的陈表。陈表是陈武的庶子，其长兄陈修因父功得封都亭侯，早逝后爵位虚悬。孙权欲以陈表继旧爵，陈表却一再上表推让，请求将爵位传给长兄之子陈延。但孙权坚持不允。
这一矛盾，正折射出江东特有的制度现实——“袭爵领兵制”。在孙吴政权中，爵位常常与私兵权相捆绑。若继承人年幼，无法统领部曲，国家利益与家族军事力量都会受损。陈修之子陈延年幼，而陈表正值壮年，又深得士众之心，因此孙权宁可打破嫡庶之别，也要让有能力统兵者袭爵。
孙策让爵给幼弟，陈表欲推爵还给嫡侄——前者是长兄让幼弟，后者是庶出让嫡出，方向上恰好相反，但本质殊途同归：南方爵位的推让，往往不是为了“美名”，而是围绕世代传承的实际权衡及考虑。
汉末三国时代，推让爵位的案例较多发生在南方。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南北豪族在面对爵位时的考量有着根本差异：北方世家大族更在意政治忠诚与名实之辨，而南方江东豪族则更现实地关注爵位背后的权力如何平稳延续。
结语
汉末三国的“让爵”之举并不是儒家道德叙事的简单延续，而是政治、社会与制度的交织结果。辞让与推让两条路径，前者在北方盛行，承载着“二重君主观”下士大夫对旧君的追念，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而逐渐消退，转而被高层士族用作政治表态的工具；后者成为豪族世代承传的临时手段。
二者合在一起，呈现出古代中国爵位制度从“爵本位”到“官品化”的演进中，一个小小的过渡阶段。在时代变动之际，那些拒绝爵位的身影，承载的远不只是个体的道德抉择。当爵位终究被整合进一统的框架后，辞与让渐沉淀为一种或用于表态、酬庸与套利的程序化行动。那些叩问名实、徘徊于新旧主君之间的“让”，或许更能掀开历史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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