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1日电 (李紫薇)“真正的翻译，就像跳舞。”刚听到这话的人，大概不容易把它跟中国古典诗歌挂上钩。可对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来说，这个比喻最贴合他四十多年译诗的经历。
从寒山、柳宗元、韦应物到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那些隔了上千年时光的中国诗人，一个个借他的译笔走进了英语世界。而他眼里，每次翻译都像碰上一个从没合作过的舞伴：你既要听清对方的节奏，也得迈好自己的步子。
一位“隐士寻访者”，也是诗人的“舞伴”
中国读者认识比尔·波特，多半是从《空谷幽兰》开始的。
这本写中国隐士生活的书出版多年后，因为电视剧《欢乐颂》又一次被人提起，也让更多人留意到这位长年穿梭于中国山林间的美国汉学家。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作品《空谷幽兰》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不过，比起“隐士寻访者”这个标签，比尔·波特更偏爱另一个说法——诗人的“舞伴”。
“真正的翻译，就像跳舞。”这是他聊起翻译工作时挂在嘴边的话。有人觉得翻译是字词之间的转换，他却总拿跳舞打比方。
“跳舞时老踩到对方的脚，那不算跳舞。”他说，好的舞伴不是亦步亦趋，而是相互配合，一起跳完一支舞。翻译同理：译者既要读懂诗人的情绪，又不能死板地每个词都对应。
比尔·波特的书房里，摆着一排排中国古典诗集。每翻一位诗人的作品，他先花大把时间读相关材料，摸清诗人的生平，也尽量找跟诗歌有关的所有线索。
“我得知道他写这首诗时多大年纪，经历过什么，甚至住哪儿。”要是条件允许，他还会专门跑到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山长什么样，河水从哪流，窗户外能瞧见什么景色——这些看似跟翻译不相干的细节，在他眼里缺一不可。
“只有这样，我才能想象自己也站在那儿。”等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了，他才真正动笔翻译。因为要抵达的，从来不是一首诗的字面意思，而是诗人落笔时的那份心境。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舞步”
纪录片《The Dancing Poet》里，比尔·波特把翻译比作跳舞。翻李白的诗，像跳探戈；翻韦应物的，则像跳华尔兹。他说李白是个“更狂放的舞者”，韦应物细腻、优雅，不爱张扬。诗人表达方式不同，译者也得跟着调整自己的节奏。
比尔·波特觉得，译一首诗，得先找到诗人藏在文字背后的声音，同时也得找到译者自己的声音。后面这个声音不是译者平常说话用的，而是在理解诗人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新表达。“你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声音。”他说。
翻译苏东坡时，他不能像跟家人、朋友聊天那样用英语。在他看来，译者得先弄明白苏东坡怎么观察世界、怎么组织语言，再用英语找到一种能跟他对得上的声音。翻李白、韦应物或其他诗人的作品时，这种声音也得跟着变。
找声音的过程需要反复读。比尔·波特说，一首诗有时要读一百遍甚至两百遍，才能慢慢摸清里面的节奏。译文写完了他还会接着改。第二天再看，可能换掉一个词；过段时间再读，又可能改一整句。已经出版的译作，他也觉得常有改进空间。
在他看来，翻译更接近一种表演艺术。译者不能死板地跟着原文走，也不能光按自己的习惯处理句子。就像两个人跳舞，光顾着踩对方的脚，舞就没法跳了。译者既要听见诗人的声音，也得在另一种语言里作出回应。
所以，比尔·波特不信有完美的翻译。每次翻译，都只是译者在当时理解力和语言能力下做的选择。有些句子让他满意，更多时候他还在找更准确、更自然的表达。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新书《此心安处》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吸引读者阅读。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真正的翻译，是让诗歌继续生长
不是每位中国诗人都会成为比尔·波特的翻译对象。“我必须和他有缘分(yuan fen)。”
这种缘分没标准，也没法刻意找。碰到喜欢的诗人，他愿意花好几年陪着；没缘分，就算再出名的诗人，他也不勉强自己动笔。
四十多年的翻译经历，也让他反复想：中国古典诗歌真正吸引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在思考‘中国文化’。”他说，“他们是在超越文化，不断拓展文化本身，让它变得更开阔。”
文化会形成一种共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意味着一定的边界；诗人跟艺术家，则不断打破这些边界，让一种文化有继续生长的可能。
因此，在比尔·波特看来，李白、苏东坡、李清照、陶渊明首先是诗人，其次才属于中国文化。他们写的是中国人的经验，却能一直跨越时间和地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这也是他始终愿意跟中国古典诗歌待在一起的原因。
诗歌属于一种文化，却不只停留在一种文化里；翻译改变的是语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情感。就像比尔·波特说的，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始终有“超越自身”的能力。(完)
受访者简介：
比尔·波特(Bill Porter)，笔名赤松(Red Pine)，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汉学家，曾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从事古典诗词翻译，译有《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及王维、韦应物诗作等，出版与中国文化相关著作30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