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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南站重启吸烟室 遭旅客抱怨二手烟外泄变相鼓励吸烟

来源:快线潮资讯
太原南站重启吸烟室 遭旅客抱怨二手烟外泄变相鼓励吸烟

太原南站再度启用内部吸烟室,引发关注。二层的商业平台上,吸烟室赫然在目,蓝色招牌上写着“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字样。相比其他高铁站,太原南站的这一设置显得格外显眼。

“招牌太大太招眼了,”旅客小卜向南都记者反映,“感觉是在变相宣传吸烟。”

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一场景:站内二层平台栅栏旁,竖着“禁止吸烟”的标语,不远处便是巨大的吸烟室招牌,形成鲜明对比。小卜将照片发布到社交网络,配文:“是左右脑在打架吗?”

另一位旅客小潘也注意到了变化。“吸烟室又重新开放了,”她描述道,“云烟雾蒙蒙的。”她路过时,看到有乘客在吸烟室里吸烟,玻璃门虽然标有“请随手关门”的字样,却一直敞开着。

据南都记者了解,太原南站的吸烟室曾在5月底暂停使用,玻璃门被蓝色胶带封住。当时传言是市里接到投诉后决定关停。但6月底,吸烟室又重新对外开放了。旁边卷烟店的销售员告诉小潘这一消息。

关于吸烟室的争议从未停止。有人认为,设置吸烟室可以避免有人在站内随意吸烟,减少对路人的二手烟影响。但小卜在乘车时发现,站台上依然有不少人吸烟。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人性化管理”,能避免烟雾影响他人。

过去数月里,公众对站台吸烟行为展开了激烈讨论,许多旅客强烈要求高铁站台全面禁烟。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执法权限不清晰以及铁路系统的封闭式管理,站台禁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而,这些网络上的争论很少涉及火车站内部。一般情况下,大家默认封闭的火车站内是不允许吸烟的。(详见:《》)

小卜表示,他所去的高铁站,即使有吸烟室,也很少见过如此醒目的招牌。太原南站的做法,再次将一个重要的法律和科学问题摆到台面上:高铁站内是否适合设置吸烟室?建立吸烟室真的能阻止二手烟外泄吗?为何公共卫生专家反对设立吸烟室?

太原南站内的吸烟室,招牌十分突出。

吸烟室难以有效阻挡二手烟外泄

关于吸烟室的辩论由来已久,自从有人尝试推动室内全面禁烟开始,便不断出现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吸烟室能为烟民提供舒适的吸烟环境,缓解烟瘾,同时避免二手烟影响他人,减少劝烟冲突。研究显示,一些地区的烟草业曾出资建设大量豪华吸烟室,以此塑造正面形象。

然而,过去三十年的研究表明,即使使用负压技术和换气设备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阻止二手烟外泄,反而可能导致吸烟者在室内吸入大量有害物质,危害健康。

在美国被称为“无烟区”的加州,自1988年起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控烟法案。但立法过程中,烟草业不断阻挠,曾提议建立吸烟室。1994年,加州立法禁止雇主让不吸烟的员工接触二手烟,但在法律文本中,为尽快通过法律,允许了一些例外情况,包括设立吸烟室,并对其通风和封闭性能提出了要求。

到了2015年,这些允许设立吸烟室的例外情况都被取消。原因在于,法案实施后的一系列追踪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吸烟室达不到法律要求,即使是少数符合规定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杜绝二手烟外泄。

香港在2005年修订控烟法规后,实现了绝大部分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无烟化。立法期间,议员们曾就吸烟室(香港称吸烟房)进行过讨论,但已有研究指出,“未有国际公认的抽风系统标准,可以支持设立有效防止二手烟渗入邻近环境的吸烟房”,因此条例也禁止了吸烟房的设立。作为回应,香港国际机场关闭了其全部12个吸烟室。

随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委托香港科技大学继续研究吸烟室,2009年提交的报告指出,目前没有决定性证据表明吸烟房能有效隔离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即使采用严格的设计和通风标准,只要有人进出吸烟房,也无法保证外界不受二手烟影响。

“全球众多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多伦多、三藩市、悉尼等均禁止设立吸烟房。在加拿大和美国多个省分及州分,于室内实施禁烟但容许吸烟房多年后,更因政策成效不彰而改为取缔吸烟房。”时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2009年给立法会议员的一份答复中提到。

2016年,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也在内地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当时,上海控烟条例正在起草阶段,关于是否设置吸烟室引发了不同专家的观点碰撞。据《上海观察》报道,该中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两处吸烟室、上海火车站与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共4个点进行了PM2.5浓度测定和问卷调查,测试结果显示,吸烟室内PM25浓度可达我国PM2.524小时浓度限值的30倍,达到室外PM2.5浓度的180倍。在吸烟室外,门口地区是重灾区,5米外的浓度也达到室外PM2.5浓度的8倍。

“调研时,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每天要在吸烟室里工作三小时,不吸烟的同事有时候会咳嗽、恶心。”该中心研究者向媒体透露,“这些弱势群体正在受到不必要的健康伤害。”

作为行业代表,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在其立场文件中指出,唯一避免健康影响和消除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的方法是禁止在室内及建筑物附近吸烟。无论是稀释通风、气流组织(如“风幕”),还是空气净化,都不能有效减少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

“有些人认为设立指定吸烟区是减少非吸烟人士尤其是在行人路上暴露于二手烟害的解决方法。从表面来看,设立指定吸烟区似乎只是一种理想的妥协,”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然而,除了令人不适的气味,卷烟(无论一手烟或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多种化学物质,包括约70种致癌物质。这些肉眼不可见、能深入肺部的致命化学物质才是对大众健康的真正威胁。”

该机构指出,烟草业明白提倡指定吸烟区能确保吸烟者能够在更多地方、更方便、更无顾忌地使用其吸烟产品,同时可以提高社会对吸烟的接受程度、鼓励吸烟并削弱吸烟者戒烟的意愿、令吸烟行为变得正常及正当。看似保护非吸烟者的指定吸烟区,实际上却是烟草业延续对社会烟草上瘾的手段。

多地地方控烟法规未禁止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

尽管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吸烟室无法完全隔绝二手烟外泄,但建立共识并不容易。

2015年北京控烟条例实施,参照“金标准”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烟。随后首都机场关闭了全部14个吸烟室,改为设置17个室外吸烟区。北京的几座火车站均未设有吸烟室,不受新规影响。2016年,上海新版控烟条例实施,随后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座机场也宣布关闭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

2020年,深圳宝安机场被曝开设了豪华吸烟室,有违反当地控烟条例之嫌。引发媒体和当地主管部门关注后,机场方面拆除了吸烟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深圳机场吸烟室由长沙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该公司创始人王渡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吸烟室的空气会进行净化,设置了负压避免烟雾飘散出去。随后多名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

总体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烟的地区,均实现了高铁站和机场不设吸烟室。但各地标准不一,成为杜绝吸烟室的一大难题。

2021年重庆出台当地控烟法规,但并未做到全面无烟的要求。之后,大连、沈阳、成都、珠海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控烟法也未能达标。多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仅列举了部分室内公共场所作为禁烟区,餐馆等二手烟严重的场所并未纳入禁烟范围。一些地区还允许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进一步削弱了控烟效果。

虽然屡遭批评,但近年来出台或正在起草的地方控烟法规多采取这种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太原南站所在的山西,于今年4月16日至5月15日就《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但该条例也没有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其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幼机构、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禁止在医疗卫生机构、影剧院、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电梯轿厢、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吸烟的其他场所内吸烟。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

也就是说,该条例不仅未将餐馆等二手烟重灾区纳入禁烟范围,还允许在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倘若照此执行,实际控烟效果将存疑。

在地方法规认同吸烟室的情况下,铁路系统的垂直性规定能否改变这一现状?从目前情况看,依然缺乏强有力的规定。1997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侯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虽然禁止在各类车站、港口、机场的旅客等候室、售票厅及会议室、阅览室等公共场所吸烟,但还是允许相关机构“指定吸烟的区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室”。

事实上,目前仍有一个全国性条款可以兜底。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此前撰文指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全面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不过,该实施细则一直处于“空转”状态,其控烟条款长期未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不高,且缺少罚则,无法处罚室内吸烟行为,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也有限。(详见:《》)

回到立法初衷——保护公众健康,公共卫生专家姜垣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回答:“室内吸烟室不该有。”但她也坦言,“现在社会上没有共识。”

旅客经过高铁站的吸烟室。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宋承翰 发自北京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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