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产汽车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一份颇具争议的提案引发广泛关注：有股东提议重新任命卡洛斯·戈恩为公司CEO。这项议案是多项要求罢免现任CEO伊万·埃斯皮诺萨诉求中的一部分。据《汽车新闻》引述参会股东表态，该支持者毫不避讳戈恩过往的法律纠纷。他直言，戈恩虽有其缺点，但同样具备优秀品质。他说，日产需要像戈恩这样的人物，“他有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好的地方，我希望有这样一个领导者”。这番提议，实则反映了市场对于日产近八年经营表现低迷的集中不满情绪。
自2018年戈恩离开日产后，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始终未能摆脱业绩波动的困境，股价持续走低，转型步伐缓慢，扭亏压力重重。现任CEO埃斯皮诺萨肩上的改革重担令人瞩目。一些股东期盼昔日的“救火队长”再度出山，以期扭转当前局面。然而，抛开怀旧情绪，戈恩面临的国际通缉法律现实，决定了这场回归诉求从根本上缺乏可行性。
股东集体怀念戈恩，是因为戈恩时代的经营成效，与日产近年持续下滑的现状形成鲜明反差，这种落差催生了怀旧心理。戈恩素有“成本杀手”的称号，1999年接手深陷连续七年亏损、负债累累的日产，通过裁减人员、关闭低效工厂、优化供应商体系等激进行动，仅用一年时间便使日产实现扭亏为盈，数年内清偿超两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成功挽救了濒临破产的车企。在其管理版图内，戈恩创建雷诺-日产-三菱全球汽车联盟，整合三家公司研发、采购、制造资源，联盟巅峰时期年销量曾位列全球第二，庞大的协同效应为日产提供了稳固的利润基础。其强势、果断、执行力强的行事风格，也成为部分老股东心中应对危机的典范。图片来源：戈恩领英
在其任内，戈恩还推动日产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成立合资公司东风日产。在其巅峰时期，东风日产年销量突破百万辆，是中国市场上畅销的合资车企之一。相反，戈恩离职后，日产内部管理层频繁变动，战略摇摆不定，电动化转型步伐大幅落后于竞争对手。财务报表压力持续增大，企业接连出现巨额亏损，为缓解现金流紧张，甚至变卖全球总部大楼回笼资金。为削减开支，埃斯皮诺萨提出关闭7家工厂、裁减两万人的激进降本方案，但依然无法遏制销量、利润的双向下滑，股价疲软走势进一步加剧了股东的担忧。
在不少股东看来，当前日产决策缓慢、内部摩擦明显，缺少敢于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领导者，面对行业剧变显得束手无策。对比戈恩当年逆势救市的履历，投资者自然产生“如果戈恩还在，局面不至于如此被动”的心理预期，罢免现任管理层、提议戈恩回归，本质是投资者对当前扭亏方案的不满，以及对快速找到破局之道的迫切渴望，是困境中对于强势改革型管理者的情感寄托。
但这种怀念过于聚焦戈恩过往的业绩，刻意淡化其个人法律争议与历史矛盾，也忽略了当年戈恩下台本就涉及联盟权力博弈、内部治理冲突等深层因素，单纯复制旧模式，本身就无法适应当下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全新环境。
戈恩回归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从司法事实、地缘规则、企业治理三个维度分析，戈恩重返日产执掌权几乎不可能实现，股东提案更多是情绪表达，缺乏落地基础。时间线清晰地记录了戈恩的风波始末：2018年11月，戈恩因涉嫌隐瞒巨额个人薪酬、挪用公司资金等财务违法问题被捕。经过两次拘留、缴纳合计15亿日元保释金后获得保释。2019年12月底，戈恩藏身于音响设备箱体中，从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逃往日本，最终抵达黎巴嫩定居。司法层面，日本检方对戈恩相关指控的追诉并未停止，2022年法国方面也针对戈恩挪用雷诺资金事项签发逮捕令，戈恩目前是多个国家司法机关通缉的国际逃犯。地缘规则形成法律障碍：黎巴嫩与日本、法国均未签订双边引渡协议，戈恩拥有黎巴嫩国籍，当地司法体系不会配合引渡，这也意味着戈恩终身难以合法回到日本境内执行职务。图片来源：日产
即便戈恩远程参与管理，其跨国通缉身份也会让日产面临巨大的合规风险、舆论危机与监管问责。此外，当年戈恩离职的深层原因，除了财务指控外，还包括雷诺与日产长期股权博弈、联盟管理权争夺的结构性矛盾，多年后雷诺与日产的股权架构、合作模式已彻底改变，戈恩赖以施展管理才能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即便忽略法律问题，其激进集权式管理模式，也与现代日产内部治理规则、日系企业管理文化严重冲突，强行引入只会激化内部矛盾。
埃斯皮诺萨面临的经营难题真实存在，但股东将脱困希望寄托于一名无法入境、身负通缉的前高管，既回避了日产转型滞后、战略摇摆的核心问题，也无视了客观法律限制，终究是脱离现实的情绪化选择。日产当前的困境，是管理层更迭混乱、电动化战略滞后、联盟协同弱化、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并非单靠更换一名管理者就能迅速解决。与其沉溺于对过往叙述的怀旧，寄望于不切实际的救赎，不如正视自身短处，稳步推进降本增效、理顺长期产品布局、补齐新能源转型短板，稳固自身经营基础。对于埃斯皮诺萨与日产董事会而言，回应股东担忧、推出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复苏方案，用实际业绩修复市场信心，才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唯一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