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古典心性的相逢”，“经解派”对进入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实施了根本性转化。转化的核心宗旨，简而言之，就是把西方古典学变身为“西方古典经学”——这一字之差影响深远，使得后者慢慢与儒家“经学”（特别“今文经学”）融合，最终成为其镜像。
转化过程起步前，必须先屏蔽或边缘化西方古典文明中除古典著作外的其他部分。古希腊罗马人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的古典著作中，他们遗留下来的其他丰富遗产，例如碑铭、遗址、器物、建筑及艺术品等，统统排除在外，尤其是后两者（实际上，它们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不输于古典著作），那些雄伟的神庙、绝美的雕塑、意味深长的绘画，都被视而不见，仿佛它们都无助于加深我们理解古典文化及其精神，仿佛唯有古典著作、著作里的文字，才是值得关注的古典文化表征。
将视线局限于古典著作后，改造的第一步随即进行。这一步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首先，挑选部分古典（尤其是古希腊）著作，进行“圣典化”，尊为不可动摇的“经书”。只要翻阅“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总书目”，就能看到这些“经书”及其作者的名单。到目前为止，属于古希腊的主要有“荷马注疏集”“阿里斯托芬集”“色诺芬注疏集”“柏拉图注疏集”“亚里士多德注疏集”等单个作家的著作系列，以及“古典学丛编”“古希腊诗歌丛编”“古希腊肃剧注疏”等汇集多个作家的著作系列。这些古希腊著作不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典，而是正在经历或已经完成“圣典化”的进程。读者面对这些文本时，必须坚持每个字词都如同圣经一般神圣，不允许有丝毫质疑和批评。任何文本内部的以及文本之间的矛盾、不一致和不协调都只是表象，读者需要运用恰当方式读出背后协调且一致的“微言大义”。
“经典与解释”丛书部分书影
在此基础上，古希腊最重要的部分经典，比如柏拉图对话录以及荷马史诗，还被明确与儒家十三经或四书五经进行对比，以促成其“圣典化”的最高地位。例如，荷马史诗被称作古希腊的“诗经”甚至“五经”（“荷马注疏集”出版说明：“荷马史诗差不多是古希腊唯一的‘经’……不仅是……《诗》，也是……《书》……《乐》……《易》……《礼》和……《春秋》”如此等等），而柏拉图著作则被视为解释“经传类”作品；民国时期的译者张东荪不重视荷马史诗，却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地位堪比我国十三经一类的经典，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未获审慎辨析就被广泛认可。既然古希腊人有了五经或十三经，不妨为他们编造出“四书”，比如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中挑选四部作为“柏拉图四书”，或者把色诺芬的四部著作选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四书”。
另一方面，按照这种思路，“圣典”的作者必为“圣人”，于是还需对这批“圣典”的作者进行“圣人化”。圣人撰写圣典，圣典彰显圣人，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相连。以荷马、三大悲剧家、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诗人，以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人，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史家被称作古代圣贤。除了苏格拉底不著文字，这些“圣人”都在各自著作的“圣典”中留下“圣人心迹”，等待后辈读者用心体察，体察的结果必然是全身心的认同，绝不可越雷池一步。
“圣人化”的过程不仅限于古代圣贤，其真正对象在于今人，在于“当代圣贤”。显然，“当代圣贤”这个名号，非列奥·施特劳斯莫属，他被称作“当代苏格拉底”，过着“苏格拉底式哲人”的一生。这里显而易见的矛盾是，施特劳斯留下了大量著作，而苏格拉底却不立文字，而不立文字与“苏格拉底式哲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解决这个矛盾，写作者施特劳斯被解释为效仿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